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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黨政事務中
關於她直接擔任的政府職務，有些書上寫道，那些都是象徵性的和沒有實質性內容的，其實不然。她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建國初期稱政務院，後稱國務院）的行政官員，而且建國初期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這些都是事實。但她經常到北京來參加——有時主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體會議，還有更為經常的。具有實際權力的政協和人大的常務委員會會議。當有重大議案要討論時，她就更為忙碌。例如1954年擬訂憲法草案時，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許多小時看檔案材料。①遺憾的是，因為有關檔案尚未完全開放供研究之用，目前還很難了解她所提出的建議和見解。
①宋慶齡致邱茉莉，北京，1954年3月26日。
她還要參加不定期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是在這一會議上，毛澤東在1957年初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在這個報告裡闡明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在1950至1965年這段時期裡，每逢國慶日，她都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這不完全是禮儀性的，因為在這種時候，領導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她還參與接待許多來訪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雖然她並不喜歡這種禮儀場面，但她仍然為此感到高興，因為這顯示出新中國在世界上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同過去一世紀內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強烈對照（當時沒有一個外國總統或首相、總理認為中國是值得前往訪問的國家，甚至於內閣成員也難得來中國）。當她在新的條件下同一些過去就認識的外國領導人重逢時，熱情格外地高漲。如印度的尼赫魯、越南的胡志明，過去都是作為備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慶齡結識的，現在他們成了各自國家的領導人到中國來訪問，這顯示中國變了，亞洲也變了。
有時，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國貴賓，這使她的家鄉城市平添了幾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她怎樣看待各種政治上的變化——這個問題在有關檔案公開並完成研究之前，只能從側面加以推斷。對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開發表過文章，熱忱支援，以後即使檔案公開，大概也不會發現她有過嚴重的保留意見。無疑地，她認為以下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敗任何復辟企圖；土地改革；肅清反革命殘餘；抗美援朝。①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決中國最根本的社會問題。第二件大事是為了鎮壓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大大小小的壓迫者，他們仍在妄想恢復過去的統治，並且把一部分希望寄託在一次新的外國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幫助一個鄰國之外還為了排除中國受到外國侵略的威脅，這些外國侵略者不僅入侵了這個鄰國，還保證要維護臺灣的蔣介石殘餘部隊並威脅要從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人們應該永不忘記，宋慶齡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經戰鬥的老戰士、一位善於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的學習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樂中度過，而是在“嚴酷和偉大的戰鬥”中度過的；她為之奮鬥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勝利。
①《偉大的中國三大運動——為〈人民中國〉國慶紀念號作》（1951年10月1日），《宋慶齡選集》，第282—291頁。
第四件她認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間在國家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以及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本書作者是1951年3月應宋慶齡之邀自美國返回中國、重新在她領導下工作的，擔任她剛創辦的對外刊物《中國建設》（以後將專門敘述）的執行編輯。她在1952年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我認為我們刊物對於這一重大主題（指三反五反運動）的報道到現在為止還不夠充分。”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52年6月20日。
更為帶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確地、全心全意地支援中國的革命從民族民主階段轉上社會主義階段——農業合作化和私營工商業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贊同1957年提出的“雙百”方針。
只有對稍後的反右派運動——或者說，對這個運動那種擴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據一位她的親近同事說，周恩來曾親自來對她作了解釋（在發生重大的政策變化時，周常這樣做），她接受了。但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