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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思想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但英語作為交流工具是一種幫助。
在同駐武漢的西方新聞記者的接觸中，當然英語也起了輔助作用。這些記者中，有人已是左派，正為中國革命服務，如普羅梅夫婦；也有人有左的思想或背景。還有人對中國革命持同情或公正態度——至少不做本國外交官的應聲蟲或者同那些被稱為“上海腦袋”的頑固派外僑一鼻孔出氣。他們中間有些人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育，改變了看法——他們曾經聽到不少關於“赤色漢口”的傳聞（一些陳腐的、駭人聽聞的反共謠言，如市面混亂、“共產共妻”、“裸體遊行”等等），但到了漢口一看滿不是那麼回事。在各種型別的記者中，許多人成了宋慶齡的朋友。
安娜·路易斯一斯特朗是左派，是專向外國報道中國的，當時正第二次到中國來採訪。宋慶齡打電報到上海，正式邀請她來漢口。①她的報道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還有蘇聯發表。她後來出版的《千千萬萬中國人：1927—1935年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書是寶貴的史料。
①達林的《中國回憶錄，1921—1927））（俄文）最初在20年代出版，本書作者現在所用的版本是1982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為了適應60年代和70年代中蘇爭論的需要，這個版本的內容不幸作了修改。這種做法對雙方來說都是值得遺憾。儘管如此，本書主要內容仍保持其親身經歷的價值。（中譯本1981年出版，根據1975年俄文版譯出。——譯者）
“北美報聯”的文森特·希恩是受宋慶齡影響的同情者。他的《個人的經歷》一書留下了有長遠價值的生動紀錄。①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的阿瑟·蘭瑟姆是一位公正的記者，在10年前曾親眼目睹蘇聯十月革命，所以他可以把那次革命同中國現時的革命比較，看到它們的共同點，也看到它們的差別。這些差別使中國國內外許多外國人關於武漢“共產化”的叫嚷顯得可笑。②合眾社的蘭德爾·古爾德後來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回憶錄。③《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威廉·亨利·張伯倫當時也在武漢並且是抱支援態度的，雖然後來他成了一個給人亂戴“紅帽子”的人。
①《純正的心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第141頁。
②初版1934年，最後一版1969年。
③《中國之謎》，戴維·勞合喬治序（英文）。
在武漢還有一位有聲有色的人物，那就是挪威作家諾達爾·格里格。他是共產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了民族英雄，因為他保全了國家的黃金儲備。免遭納粹掠奪；後來，他從英國駕機空襲納粹佔領下的歐洲大陸，在一次飛行中被擊落殉難。在宋慶齡故居的書室中至今還儲存著一本他寫的關於海的小說《船繼續航行》，上面有他1928年1月9日在奧斯陸寫的一句滿含深情的話：“有一冊很久很久以前已經遺失了，大概在寄往漢口的途中，所以這艘船這樣晚才航行到你那兒！”①
①《中國在陽光中》（英文）。
陳思蘭寫道，“諾達爾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位真誠熱心的支持者。他覺得，世界的進步繫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①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觀點——當時全世界革命者及他們的同情者都持有這種看法。②
①格里格這本小說的英文版1927年在紐約出版。
②陳思蘭書，第71頁。
她記得，在宋慶齡寓所，格里格曾朗誦他獻給鮑羅廷的劇本《巴拉巴斯》。巴拉巴斯是一個人的名字，同耶穌一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聖經》稱他是一個“小偷”，但其他一些作者把他描述為反對羅馬統治巴勒斯坦的叛逆者。劇本的寓意是說明基督教教義的革命根源。這一點對慶齡可能很有吸引力，因為她是從基督教教義這個根子上發展到革命的。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發生了一連串連鎖反應。在德國，德皇被推翻後，接著發生共產黨領導的斯巴達克起義。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和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實際已經建立。在義大利，很多企業為罷工工人所接管，革命眼看即將爆發。但在所有這些地方，後來所出現的是失敗和血腥鎮壓。就是在這個時候，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動勢力最窮兇極惡和彰明昭著的表現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
但在這同一戰後時期，亞洲卻處於反帝覺醒和革命的程序之中，其典型表現就是中國的五四運動。因此，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指出，那個幅員遼闊、人口占世界一半的亞洲將是下一個發生革命的偉大場所。這些革命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