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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將是民族的、反封建的，還不是社會主義的或工人階級的，但是它們的最優秀領袖如孫中山都是品格高尚、不屈不撓、在社會問題上思想開明的。正是出於列寧的敦促，共產黨人參加和支援這些革命運動，鬥爭在最前列，組織工農為民族的和階級的目標而奮鬥。世界革命在西方被阻止，但在東方將起來。世界帝國主義鏈條將在其最薄弱環節——廣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突破。
1925—1927年中國發生的事件看起來有力地證實了這種看法。因此，在全世界、在各個方面，都對廣州和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產生巨大的興趣。因此，各國反動派都叫囂要對中國進行干涉。也因此，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不許干涉中國！”的示威運動。也因此，全武漢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尋求希望和團結。
全國工會會議在武漢舉行時，有許多外國兄弟組織的代表團參加。參加者中包括湯姆·曼這樣的英國工人運動前輩，還有美國共產黨的厄爾·布勞德等人。在文化領域，在那些革命精神高漲而形勢十分危急的日子裡，武漢觀眾卻看到了許多外國藝術家的演出，其中有著名美國舞蹈激進革新家伊莎多拉·鄧肯建立、當時設於莫斯科的藝術團。
但是，隨著令人興奮的勝利，烏雲正在籠罩上來。
武漢出發的北伐軍仍在取得勝利，但其精銳部隊（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揚、有共產黨人參加的部隊）在前方傷亡很大。越來越多的惡兆顯示，後方有些將軍正明目張膽地想要重複蔣介石那樣的叛變。
5月19和21日，在農民運動最為高漲、有些地方已從地主手裡奪取了政權的湖南省①，當地國民黨軍團長許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殺同樣的手段把農民運動鎮壓下去。
①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藝性回憶錄《逃避的道路》（企鵝叢書）（英文，1981年）中讚頌了他的朋友格里格，見該書第18—22頁。
由於同樣的階級根源，在“有名的國民黨左派”高階政壇人物（包括汪精衛）中，機會主義正在增長。這些人一方面被對方的軍事優勢所嚇倒——用鮑羅廷所作的生動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們更怕工農群眾。作為他們的主要支柱的工農群眾正在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力量，並要求把他們在那些漂亮言辭中許諾的改善措施兌現。看來已經臨近的革命勝利果實應該歸誰？這就是矛盾衝突的核心——這種矛盾衝突存在於南京的蔣介石和武漢的汪精衛之間，也存在於蔣介石、汪精衛和人民群眾之間。
在武漢的領導人中間，只有極少數在危險的漩渦中毫不動搖，決不違反自己所持的原則和貧苦人民的期望——宋慶齡是其中之一。“左派國民黨中唯一的男子漢”。這是鮑羅廷對她的讚譽。雖然帶一點大男子主義的色彩。在那裡的所有革命的國民黨人中，現在只剩下兩位婦女了——周恩來這樣談到她和何香凝。當然並不止她們，而是還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鄧演達，軍隊政工首長；在當時的文職官員中還有活潑的陳友仁。但是他們的隊伍正在縮小。大多數人開始誣衊整個工農運動是“外國（指蘇聯）製造出來”的、群眾運動“太過分了，把許多愛國和反帝分子都嚇退了”。
到了6月，武漢的反動浪潮高漲，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起源於偉大的省港大罷工，此後在國民黨左派的首都廣州和武漢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後，7月間，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宣佈“分共”及遣返俄國顧問。他們像早些時候蔣介石所做的那樣，徹底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進行大屠殺。
（六）義正、詞嚴、擲地有聲的“七·一四”宣告
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宋慶齡無情地剝去他們所最捨不得的偽裝“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她在一篇宣告①中首先明確指出：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中有令人難忘的描述，見該書《反動派統治下的“赤色”湖南》、《永豐的革命》、《革命的片斷》等
“歸根結底，一切革命都必須是社會的革命，以社會的基本變革為基礎；否則便不成其為革命，只有改換政府而已。
“為了在中國革命中指導我們，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交給我們。目前存亡攸關的是民生主義，它是解答中國基本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
在分析了工農階級作為中國革命力量基礎並歷述貧農家庭出身的孫中山革命思想產生的根源之後，她接著寫道：
“現在更有人非難農工運動為新近的外國產物。這是謊話。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