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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著把婦女解放事業同孫中山的遺教聯絡起來：
“孫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斷指出，不僅我國的男人、我國的女人也必須獲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還是一位社會革命家，在婦女問題上尤其是這樣。不管他到什麼地方或做什麼工作，他總是為所有階級和男女兩性的自由而戰鬥。同他一起坐在會議桌旁的總有他的女同事，現在在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上，仍然有婦女繼續參加……”
她接著說：
“從整個歷史看來，中國認識到它處於被奴役的地位並決心自求解放只不過是一個鐘點之前的事情。……中國的母親們發現她們的女兒們有點怪，祖母們則把這些孫女看作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但我們年輕一點的婦女感覺到，在年紀比較大的婦女們的心中也許有一種模糊的對我們的妒羨心理，以及對我們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說的贊同。”
她把自己的祖國中國的婦女同她留過學的美國的婦女進行比較，稱讚後者的“責任心、嚴肅性和勇敢精神”，接著說：
“但是我懷疑，美國婦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國婦女運動的規模。我在美國留學的四年中，同許多婦女有過親密的接觸。我看到她們為爭取選舉權而進行的殊死鬥爭，也看到她們不斷鼓動實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們所要粉碎的束縛她們的鎖鏈，比起中國婦女身上的鎖鏈來，恐怕還沒有一半粗。……我有時覺得中國婦女要得到美國婦女已經獲得的自由，恐怕要過幾十年或上百年。每想到這一點，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但在結束談話時，她表達了強烈的希望。這種情緒是當時武漢——雖然危機四伏——特別是包括宋慶齡自己在內的青年一代的主調：
“但是我錯了。我們婦女身上的鎖鏈固然沉重，但在革命的強力打擊下，這些鎖鏈今天正在破碎……中國國民革命正在為自由奠定堅實而廣泛的基礎，從而把所有的社會罪惡和奴役連根拔起。每一個人都發現自己正處於這一偉大的潮流之中——最上層和最底層的人、男人和女人、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我們曾一度以為我們距離目標非常遙遠，但現在我們知道，在二十世紀，不必一定要像蝸牛一樣爬行……”
接著，她再一次宣揚“國民黨起草的新憲法”對婦女所作的偉大保證：
“保證婦女享有與男子同樣的權利。在新的中國，我們婦女用不著為選舉權和對自己子女的監護權、為平等公正的婚姻法去鬥爭。結婚和離婚對男人和女人都將一樣。平等的公民權利、普選權和男女相同的財產權將成為我們的革命綱領的基礎，就和中國在同世界各國的關係中享有絕對主權一樣。……我們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還是社會的——這意味著它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是合乎道德的。”
這些話所說的也許更多地是宋慶齡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當時武漢的現實——她很快就將知道這裡隱伏著的陷斷。她年輕、活潑、樂觀，深深感染著西方的民主理想，並且堅信這些理想將在東方的革命中實現、甚至超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所寫的報道中也有一篇是關於“孫中山夫人為訓練女宣傳工作者而創辦的政治學校”的。①
①據《今天的中國婦女——中國孫中山夫人訪問記》，載《現代評論》（英文），加爾各答，1927年7月。文末註明出處“柏林，中國新聞局，轉自史沫特萊的德文”。由於史沫特萊當時尚未來中國，這句話的意思可能是說她把這篇文章從德文翻譯過來。也可能是這樣：訪問孫夫人的原來是一個美國人（這一點從她一再把中國婦女同美國婦女相比較顯示出來），史沫特萊當時在柏林把這篇訪問記譯成德文，然後在印度又有人把它從德文譯回英文（史沫特萊同印度保持著聯絡並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關係）。這篇訪問記的一些具體內容在宋慶齡的《論中國女權運動》一文中都有。此文載於1927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廣州《民國日報》（在武漢也一定同時發表），並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慶齡選集》（第16—17頁）。據斯蒂芬·麥金農所著的史沫特萊的傳記，在這段時期，史沫特萊在德國已聽到了許多中國革命的經驗，所以急於在印度發表家的訪問記。
章克回憶說，宋慶齡在婦女運動中的態度不只是從女性的角度出發，而是從階級的觀點出發的——這是思想的核心。她對訓練班的學員們說，“我們一方面反對男人壓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對有錢的女人壓迫窮苦的女人。”對於那些被賣給有錢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養媳的窮苦女孩子，她竭力聲援和幫助她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