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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動。在1927年9月19日所寫的《中國目前的形勢》一文中，她指出，“我們已經聽到在名義上受反動派控制的地方發生暴動的訊息。在目前，這些暴動似乎是分散的，這裡一起，那裡一起。但是釀成這種暴動的酵母卻遍佈國內各地。”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蘇聯婦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箇中國婦女和中國國民黨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寫給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國民黨”；在9月6日發表的三個宣告中，其中一個的提法是“革命的國民黨一，另兩個是“國民黨左派”。見（為新中國奮鬥》，第12、13、14、17、18、19頁。
這些暴動中有兩次——雖然為時短暫——後來證明成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經談到的八一南昌起義，中國紅軍——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由此誕生。奇異的是，這次起義的地點南昌就是幾個月前蔣介石建立他的第一個自立山頭的右派總部的同一個城市。起義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25名成員中——這裡不妨重提一下——有宋慶齡。
幾乎同時發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參加者是各地農會倖存下來的骨幹分子和安源煤礦罷工工人。他們很快同南昌起義部隊中倖存下來的、經過鍛鍊的戰士們會合，組成紅軍的核心，並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制定“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這個戰略最後導致中國革命在1949年的勝利。①
①上引書第20—21頁。
但對於當時來說，這個勝利還是很遙遠的事情——還要經過以後長達22年的三大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個局勢是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抗爭的星火還極微弱。這使宋慶齡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講話中所充滿的對最後勝利的信念更加突出。這一信念的來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國人民的重要階層的覺醒——這一點對她來說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轉的：“過去兩年來，在廣州、長沙、武漢和華南、華中數十個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婦女，已經不是兩年前的婦女了。
“現在的工人和兩年前不同了。他們懂得組織了，並且一度得到過政權。農民也不同了。他們懂得了靠自己團結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軍閥的剝削……中國人民大眾都懂得了悲慘的日子不是註定的，透過革命可以換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就是這一種認識保證了勝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爭論中，關於中國的某些觀點雙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證明基本上是錯誤的。他認為，中國革命在1927年失敗後，幾十年也恢復不過來，而且否定農民在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當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後），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義和湖南秋收起義，把它們說成是毫無希望的拼命行動。
1929年，在這些起義所發動的力量生存下來並不斷增長之後，他仍然這樣寫道，“……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人起來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來是賀龍和葉挺（兩人都是南昌起義和廣州公社的指揮員）冒險主義行動的翻版。……這一起義——在沒有戰爭或革命的情況下——為今天處
在這裡沒有一點關於所謂“中國革命的悲劇”的暗示。這場“悲劇”是當時許多論著的主題，對於中國革命的假設的死亡，有的作者傷心、有的作者高興。對宋慶齡來說，他的長遠觀點是，中國革命儘管備受挫折、也犯過錯誤，但它的生命力是決不會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動中表現出這一點，她就將在此後加以支援。任何對此反對或動搖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譴責。
她在蘇聯的6個月勾留，總的說來，給了她無窮的鼓舞。但在這段時期內，她也遇到了複雜的情況，還由於在蘇聯和在中國的一些事件而使她個人受到了深重創傷。特別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強中國革命力量的團結並獲得蘇聯方面的一致支援，但現在在蘇共黨內、共產國際內部、在蘇聯的她的同胞們中間都出現了不團結。
因此，她開始感到莫斯科在當時對她來說不是最適宜的地方並在1928年春前往德國。
在不少著作中都記載著在此之前她曾短期離開蘇聯，於1927年12月去布魯塞爾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及殖民壓迫鬥爭大同盟”（簡稱“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國際會議，這個組織還推她為名譽主席。在它的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