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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根據作者訪問現尚在世的
中山大學學員的回憶，記錄了當時校內外生活的許多具體細節。
11月7日，在紅場上舉行慶祝十月革命十週年遊行，有人打出了支援托洛斯基的旗幟和標語，有人就去撕搶，中國學生中支援雙方的都有。拉季克被免去中山大學校長職務後，有些中國學生也被開除了。拉季克的繼任人帕維爾·米夫和他的得意門生王明登上舞臺，充當錯誤的清洗者和正統的保衛者。在越來越濃厚的猜疑氣氛中，他們給一些學生扣上“反對派”的帽子，又把另外一些學生說成“動搖分子——在他們眼裡幾乎沒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儘管有這些錯綜複雜的情況，在蘇聯國內的政治氣氛中仍然充滿了對革命的忠誠和熱情，特別在年輕人中間。宋慶齡對此印象很深。她到達蘇聯不久為蘇聯讀者寫的一篇文章①中說：“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我們在中國……還沒有像你們這樣把他們組織起來。現在我們也必須動員我們的青年了，因為他們才能確保我們的勝利，完成我們尚未完成的工作。
①據《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載《斯大林著作》（英文、），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243—273頁。
“孫中山經常瞭解到中國革命的成功必須依靠青年的熱情和支援。……他時常不得不請那些事務繁忙的人等上幾小時或幾天——但從來不讓青年學生或那些年輕、熱情而誠樸的工人和農民等候他。對於這些人，他的門永遠是敞開著的。如果有人抗議說：青年們年輕，有時間等待。他就會回答說：國民黨的主義只有中國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領導者們……有的死了，有的動搖了……
“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過去幾個月中，老的領導者們叛變了。許多十五年前同孫中山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經加入了反動的行列……主要是青年領導者們，他們始終拒絕妥協，始終對抗反動派，雖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強大，他們仍是會勝利的。”
幾乎可以肯定，她這樣說的時候所想到的是像鄧演達（當時32歲）這樣的人以及她在廣州和武漢曾遇到的她的同輩人如周恩來（當時29歲）、毛澤東（當時34歲）。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她以一種既是警告、又是希望的語氣寫道：“這些年輕領袖們，有許多也會變得衰老，因此他們必須把革命的火炬傳給今天還在學校與工廠中的男女青年們。……中蘇兩國的青年團結起來……就能產生創造新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儘管中山大學的學員們在宋慶齡抵達莫斯科時集體出來歡迎她，但有許多因素使雙方保持距離。在“左”的方面，有人正在貶低孫中山，這是她不能接受的。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的事業，她已同他們斷絕關係。在蘇共黨內爭論中捲入較深的學員又想從她的嘴裡得到一些對本派有利的材料。而她作為新來乍到的人、又是這個國家的客人，不便說話。關於她被邀請去中山大學的事，說法不一，就我們所知，她去過一次。鄧演達曾代她去過一次，據說被轟下講臺，轟他的是託派還是新教條主義者則誰也說不清。
使她感到同樣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風浪影響到了她同曾在廣州和武漢同過事的俄國摯友們的關係。前面已經談到，她同鮑羅廷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了。
她所主要關心的事始終還是中國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國局勢的變化作為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內部打擊對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時間同鄧演達和陳友仁一起檢討國內的局勢。他們自省：真正忠誠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們應該得出什麼經驗教訓？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他們最終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國民黨組織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蝕和欺騙。因此，首要的任務是把餘剩的國民黨健康力量——開闢未來的核心——很好地組織起來，不讓機會主義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們宣佈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並聯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在此之前，他們曾爭辯過要不要用“國民黨”這個名字，因為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之後，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汙。但他們最後還是決定不讓孫中山建立的黨的旗幟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孫中山的最後遺教作為建黨的重心。“行動”一詞則是表示，鬥爭決不僅僅是口頭的交鋒。
宋慶齡在蘇聯期間，經常把自己說成是“國民黨左派”或“革命的國民黨”，兩者交叉使用。①
①《青年與革命）（1927年9月），載《為新中國奮鬥》，第23—24頁。
這時，在中國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