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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動人民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採取這樣的戰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調動起來抗日，中國就有將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的危險——它的人民將遭受雙重的奴役。但如果中國奮力反擊，那末主張國內政治和社會革新的力量——如果它們在抵抗運動中表現得最堅決、最有效——將會擴大、經受鍛鍊並取得領導地位。
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
首先，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有經驗的、有遠見的革命核心力量，其所處地理位置要便於充當民族抗戰的先鋒。這個條件正在形成。中國紅軍在1934—1935年的長征中所經受的鍛鍊和考驗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它因為未能保衛住在中南地區的老根據地而進行長征，但在長征後卻勝利地到達了華北抗日前線。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途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後，在政策上日趨成熟的結果。在黨內，過去那種只起消極作用、自我孤立的“左”傾路線逐步得到克服。對全國來說，長征的勝利顯示了一條客觀真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支儘管沒有坦克、飛機或其他現代裝備但有群眾基礎的軍隊，是不可能被擁有這一切武器但沒有人民支援的敵人所粉碎的。對日抗戰所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信念和能力。
共產國際在第7次大會上（1935年7—8月），由於世界局勢發展的影響，也從第6次大會（1928年）後的“左”傾路線轉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一轉變是由新任主席的季米特洛夫在主旨演說中宣佈的，他本人因為在希特勒炮製的“國會縱火案”審訊中所表現的非凡勇氣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徵。各國的共產黨人解脫了自己給自己加上的宗派主義束縛，有了寬廣的胸襟和新的思想武裝，在反法西斯的千軍萬馬中就能夠成為前鋒和核心，後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
宋慶齡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贏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這一立場甚至在德國納粹掌權之前很久就很明確。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蔣介石的親信和殺手組織“藍衣社”身上，聞到了同納粹一脈相通的氣息。
不僅如此，她還相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脅以及國內法西斯的反動暴力都是能夠戰勝的，因為促使它們最終失敗的核心力量已經存在。她對來訪的前美國駐德大使威廉·F·多德（透過在德國的親身經歷，他成為堅定的反法西斯人士）說，“你一定已經看到了這裡的情況有多糟。但我相信會好起來。中國有一個共產黨，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這個希望國長征的勝利而證明是能夠實現的。紅軍最後到達了密邇抗日前線的陝北。
1935年8月1日，在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就發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號召（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
宋慶齡、何香凝、陳友仁、孫科以及其他曾接近孫中山的人士很快相繼表示歡迎中共的“八一宣言”。後來就有了同來自共產黨新根據地的使者的個人接觸。“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救國”——這些現在成了人民群眾最熱烈響應的口號。
應該提到，早在紅軍長征之前，宋慶齡就同上海及江蘇的中共組織一起籌備成立一個名為“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並同意擔任會長。曾在美國留學的章漢夫擔任這個組織的書記（章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外長）。在1933年3月8日舉行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委會上的講話中，她提出了對日抗戰的四點主張：（一）出兵抗日，收復失地；（二）武裝人民，組織義勇軍；（三）立即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停止迫害革命分子；（四）停止向中國蘇維埃區域進攻。①實際上，後三點是同年1月17日中共和紅軍所發表的共同抗日宣言中提出來的。當時的中共和紅軍除受到軍事進攻和白色恐怖外，還受到嚴密的新聞封鎖，國民黨統治區的傳播媒介都不準發表任何中共方面的資訊。現在宋慶齡傳播了中共的重要主張，這可以說是從1927年武漢時期以來她同中共——作為一個組織整體——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①《宋慶齡女士演說詞》原載英文《中國網》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2日出版。
但在當時，極左路線的影響仍很嚴重，使這個本來應是具有廣泛性的愛國團體去做了一些不該做的蠢事，如公開購買武器、鼓吹武裝暴動等，因此總部遭租界捕房搜查、人員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