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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一個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慶齡也被誤導而響應了這一“左”傾立場。她在1933年11月21日發表了下列宣告：“一切報紙所載，餘與最近福建變動有關，及更荒謬的傳餘已赴閩垣，諸種無稽訊息，均系對餘愚笨而又惡意的中傷。（國民黨政客軍閥間之所有爭吵均只能增重對全國民眾的壓迫與痛苦。南京與福建之間或彼等與國內其他軍閥之間並無重要的政治差異。不論用何種漂亮言詞以吸引大眾支援，唯一的問題就是爭權奪利。）餘鄭重宣告，餘與任何軍閥政客集團，不論現在抑或將來，絕不會發生任何關係。餘之立場，始終不變。（即不可改變地、不妥協地反對所有這些集團。革命群眾的利益同國民黨和南京、福建及各地軍閥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選擇。）”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91頁。括弧內補充部分系據英文《中國網》（上海，1933年11月30日一期）由本書譯者譯出。
宋慶齡瞭解十九路軍和它的領導人，所以這些全盤否定的譴責之辭很難說出於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滬抗戰時，宋曾稱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軍隊。軍長蔡廷鍇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員，宋的老同事陳友仁是外交部長。在政治上，它確實同蔣介石是不同的，儘管不像中國共產黨那樣截然相反，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對日抗戰、停止反共內戰、尊重民權，並且宣佈要把土地平均分給農民（儘管沒有實行）。
關於這段時期中共同宋慶齡的關係及其發展，還有以下一些情況。①
①見唐寶林若《1927年至1937年間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載《黨史通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頁。除別有註明者外，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都根據這篇文章。
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整個“共產國際”都是如此，不過有時王明比“國際”“左”得還厲害。日本1932時進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張“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作為全國革命勝利的輕而易舉的序曲。在反帝鬥爭中，推翻蔣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滬抗戰中雖然支援了十九路軍，但卻被認為是爭取士兵（與軍官相對立）進行社會革命的機會。實際上，以王明為首的領導把宋慶齡和十九路軍將領都看成是“中間派”——而所有“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表現進步，最具“欺騙性”。有一段時期，他們禁止同宋慶齡及反蔣將領（如再度同蔣分手的馮玉祥將軍）有任何接觸。①
①見劉曉著《十年內戰初期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的一些鬥爭》，載《黨史資料叢刊》，1982年第1輯。
這種“左”傾路線在較低層次也有表現，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慶齡回國奔母喪的女青年胡蘭畦在再返回柏林時，卻被共產黨組織實際上開除了。若干年後在複查時才知道，當時她被誣控了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她護送“國民黨大官”（指宋慶齡）回國，儘管她的擔負這一任務事先是經黨組織同意的。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
但宋慶齡決心不因“左”傾分子對她的冷淡而疏遠中國共產黨。
在淞滬抗戰中，上海地下黨在一家日商大紗廠組織了一次愛國罷工。宋慶齡募集捐款兩萬元支援罷工工人並經常同罷工領導機構商量。
她對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支援是直接的、毫無保留的，不‘但在言論上，在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親自派人到上海幾家印刷廠去挑選熟練工人送往根據地工作（有幾位後來成為根據地印刷部門的負責人）。
她不斷靠攏中國共產黨不只是因為她繼承了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以爭取革命勝利的決心。這也是她自己獨立作出的抉擇。孫中山逝世後她在廣州和武漢的經歷加強了她的信念，以後的歷史發展一再證實了這一信念——中國共產黨是能夠排除任何艱難險阻，領導和推進中國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團結各種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慶齡的道路是在不斷加深的信念中產生的。不管遇到什麼挫折，她從不改變。
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基本因素是：宋慶齡敏銳地意識到中國解放的中心問題是武裝鬥爭（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認識是從孫中山那裡繼承下來的，又為她自己的經歷所加深（她同軍閥們打交道的經驗、1925—1927年一支革命軍隊的建立、蔣介石透過控制軍隊而實行叛變、隨後中國紅軍作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裝力量的興起、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