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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由中共主持的實情亦被中外反動勢力偵悉。宋慶齡除請沈鈞儒律師進行交涉營救外，提出辭去會長職務。但該會的負責人並未改弦更張。當年“五一”節，又舉行遊行示威和“飛行集會”，多人被捕，會所被查封，其後領導成員也被捕，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只存在了兩、三個月就被迫停止了。
儘管如此，為建立統一戰線而進行的工作仍在繼續。1934年4月，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並請宋慶齡予以發表。她當即同意，並在一個月時間裡成功地徵集到1700多人（甚至包括國民黨右派胡漢民）在這份以《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為題的宣言上簽名。這是從兩年前中華蘇維埃政府宣佈對日作戰以來在國民黨統治區第一次對抗日政策的公開的、大規模的支援。
1935年底在北平（北京）爆發了歷史性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個委員會的北平分會同北平市學生聯合會起了組織者的作用。
（二）宋慶齡和1935年的學生運動
在1935年末（12月初和月中）在北平（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抗日遊行示威並迅速擴及全國。
斯諾夫婦當時在北平的寓所成了燕京大學青年學生商討舉行第一次遊行的地點。他們回憶說，學生們很早就發了一封英文信——斯諾夫婦在文字上作了潤飾——給宋慶齡，請求指導。宋回信說，“拿出你們的勇氣來，幹吧！”①
①約翰·馬克斯韋爾·漢密爾頓著《埃德加·斯諾傳記》（英文）引用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著：《中國學生運動札記》（英文），第192、194頁。
在這關鍵時刻，處於地下的中共華北局需要向中央報告有關學生運動的估價及開展救亡運動的計劃。學生領袖、中共黨員姚依林（到了80年代，他成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成員）為此寫了一封密信給在上海的魯迅。但魯迅這時也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絡，就把信轉給宋慶齡，因為他知道她會有辦法把它送出去。實際上，在長征中以及在紅軍抵達陝北新根據地後，她一直能夠透過無線電臺同中共中央聯絡。但這個秘密電臺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設在她家裡，而是在她的外國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閣樓上。艾黎是紐西蘭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鬥英雄，得過很高的勳章。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工廠當督察，看到工人的勞動和生活條件惡劣，十分痛心，又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表現，產生了越來越深的同情，從而支援中國的革命並開始鑽研馬克思主義。
透過轉信的工作，宋慶齡既直接鼓舞了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又幫助它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絡。她同廣大的學生運動一同前進，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同黨疏遠。毋寧說，她是在同黨內的主流一同前進，這一主流就是要使革命植根於全民族抗日要求之中，從而擴大和加深其主要基礎。
抗日的要求像野火一樣在全國各處燃燒起來。1936年初，乘學生運動從北平擴向全國的形勢，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發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到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並在全國許多城市和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建立了分支機構。它號召所有黨派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召開代表會議以商討抗敵和民主的大計。在這一運動中，宋慶齡積極參與而成為全國性的象徵。
（三）幫助國共高層的初期接觸
在另一層次、正如新近出版的一本權威性的周恩來傳記①所證實，她在促成國共兩黨正式接觸以建立第二次統一戰線中，起了關鍵的作用。
①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年）》。
據這本書的記載，1936年1月，她向正在積極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共領導轉達了國民黨願在這一基礎上直接談判的第一個確實訊息。在莫里哀路29號寓所，她把一封致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託付給董健吾——一位基督教牧師並曾是中共黨員，又稱“王牧師”。為了路上的安全，她還給他一張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和查同行的還有上海地下黨的代表張子華，喬裝成他的僕人。這時中共中央總部所在的陝北根據地處於張學良將軍的部隊的包圍之中，所以要去陝北，必須得張的同意。張當時在得悉南京的中央政府正同共產黨接觸時，採取了這樣的態度：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結果是雙方在當地的接觸趨於頻繁並在以後解決“西安事變”中起了作用。
2月27日，“王牧師”和他的“僕人”到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