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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國家同時產生，而在當時只是在一群國家裡居於統治地位，而且是踩著另外一些國家爬上去的。“左’順路線不是從聯合起來反對最兇惡敵人法西斯著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種舊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敵人的敵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慮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鬥爭中聯合各種不同的國內和國際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到1935年才改取正確的方向，其正確性在後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所證明。但在此之前，“左”傾宗派主義繼續加深蘇聯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狀態。在中國，在紅色區域（農村地區），毛澤東採取了更適合時代的策略並取得軍事、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城市，中共領導下的各種組織在以日本為主要敵人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其中有宋慶齡等人主持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但在中共中央（當時仍在上海並處於地下狀態），佔統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條，並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才得以放棄。
一個例子就是拒絕同抗日的十九路軍合作的決定。十九路軍在1933年底反抗蔣介石迫使他們進行反共內戰的命令，在福建建立了一個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中共除同意停火建議外，拒絕與之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們把福建同蔣之間的爭執看成純粹是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爭執，而所有國民黨軍閥都是一丘之貉。這一政策使福建政府陷於孤立，很快在蔣的打擊下瓦解，同時也使中共因失去一個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慶齡也被誤導而響應了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