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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但他們在閣樓裡只發現幾個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後來大肆搜查，但沒有發現多少線索，而且都不重要。他們抓到了幾個買麵包的“顧客”，這些人把麵包一小批一小批地買來，然後一起送到會場上去。但警方從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麼名堂，因為這些人都是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務時偽裝成“夫·婦”，任務完成就分開，並且往往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和地址。
為本書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雖已時隔50年，仍然激動不已：“這是忠誠和有紀律的組織工作的勝利。只要有一個奸細、一個叛徒或者發生一點疏忽，就會導致一場悲劇。這次勝利使進步人士大長志氣，使強大的敵人丟盡了臉。沒有黨，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它也顯示出宋慶齡對我們共產黨人的信任。她依靠我們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會場——她如何離開在特務嚴密監視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預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車。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勝利。馮雪峰是負總責的，但他一個人能完成所有這一切嗎？”
宋慶齡在會議上發表的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講話①，以歷史的眼光觀察現在和過去，並像局勢演變所顯示的那樣，正確地預見到了未來：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64—72頁。
“……中國早就在戰爭中，而且侵略中國的戰爭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的烈火，只不過是短暫的時間問題了。……
“現在有句很流行的問話是：‘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如何能夠與這樣強大的敵人作鬥爭而獲得勝利呢？’可是，我們祖國的歷史不是已經給我們一個回答了嗎？北伐戰爭教導我們：革命的武力遠勝於反動的武力，而且能夠以寡勝眾。中國的工農紅軍屢次與十倍於自己力量的軍隊作戰，而且取得了勝利。武裝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思想意識也有其作用的。……
“我們在進行著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時，必須為建立真正的中國人民政府而鬥爭。……”
在結束關於這次會議的記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這裡一提，那就是她利用這次會議的機會幫助了胡志明（當時用名為“阮愛國”）①。早在1924—1925年在廣州時，她就認識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國人逮捕入獄，後經“國際紅色救援會”聘英籍律師辯護，1933年獲釋。出獄後他到上海，但發現很難同黨組織恢復聯絡，就向宋慶齡求助。她幫他同前來參加遠東反戰會議的法共領導人伐揚一古久列接觸，由此恢復了聯絡。
①見《宋慶齡怎樣幫助胡志明同志找到黨》，《人民日報》，1981年6月9日。
（九）30年代初期的宋慶齡和中國共產黨
在遠東反戰會議上，宋慶齡不只是代表個人而是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發言，所以在上面引用過的那篇講話裡，有一些段落反映了中國最強大的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當時奉行的極左路線，如：
“這些依附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中國軍閥，必須消滅淨盡。”
“我們對全體中國人民，對勞苦大眾還有一個呼籲，呼籲大家在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團結一致！……讓我們團結起來，用我們最大的力量來保衛那已經由帝國主義統治和封建剝削的羈絆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工人和農民，他們現在正受著國民黨軍隊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規模的進攻。這次的進攻直接受到美國貸與蔣介石政府的五千萬美元中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幫助，受到美國的飛機、炸彈和飛行教練的幫助，受到日、英、美、法的軍艦對國民黨的全力幫助（如最近的閩變）……”
“讓我們聯合起來保衛蘇聯，反對干涉蘇聯的戰爭！讓我們在整個遠東，尤其在中國，發動一個強有力的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像這樣只有空泛口號而沒有按照實際情況提出的指導性意見，是“左”傾路線的產物。談到人民，只提工人農民，言外之意是其他社會階層不能起愛國或進步的作用。但實際上，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包括一些軍界人士），民族意識正在高漲，為團結一致反對主要敵人日本開闢了道路。在國際上，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看成是鐵板一塊的敵對勢力，不去分析它們之間日趨尖銳的對立並加以利用，孤立日本。而且，由於存在這種相互對立的情況，帝國主義聯合反蘇的戰爭危險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小——但干涉蘇聯的戰爭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險。關於法西斯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這一點固然是正確的，但應該看到這樣的事實，即：法西斯主義並非在所有資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