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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徵服中國的武裝抵抗）。雖然她自己完完全全是一個文人，她知道如果沒有一支革命的軍隊，人民和國家克服千難萬險而取得勝利，只能是一句空話。她對於為革命戰爭流血流汗的指戰員們，產生髮自內心的尊敬和情同手足的熱愛——幫助他們始終成為她難忘的心事。她認為，同他們所作的貢獻相比，其他所有的貢獻——包括她自己的在內——都是次要的。在她那豐富多采的性格中，這是一條主線。誰低估了這一點，就不能真正理解她。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也將越來越接近宋慶齡，直到溶為一體。在1927年後的一段時期，共產黨因為前一段過分相信國民黨而遭到悲慘的命運，所以除自己的黨員外對黨外的一切同盟者都不敢相信了。這個時期中產生了在中共歷史上最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事蹟，從而吸引了新的、潛在的盟友。但也由於當時在黨內居領導地位的“左”傾路線執行者把這樣的同情者都拒之於千里之外，因而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絕端的自我孤立。儘管如此，隨著時局的發展，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需要，使領導革命的黨尋求和依靠像宋慶齡這樣的朋友，並實行廣泛團結的政策。而這方面的工作是這些朋友——特別是宋慶齡——最有條件去開展的。
這種情況從1933年以後特別突出，因為內地農村的紅軍雖然取得進展，在城市裡的共產黨組織則幾乎全部被國民黨所摧毀。中央領導以前能在上海秘密進行工作，但後來也被叛徒告密而遭破壞，不得不遷往蘇區。從此，有幾年時間，宋慶齡在上海的寓所實際上成為存留下來的共產黨員相互聯絡以及同蘇區——有時還同共產國際——聯絡的唯一地點。
請她幫助的要求越來越多，她幾乎是有求必應。她提供幫助不僅是為了渡過眼前困難，也是為了促進形勢向前所未有的有利方向發展。這主要是指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下一章裡將有記述。
簡言之，宋慶齡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發展的主要趨向是匯合。在黨採取了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目標是抗日，並在抗日鬥爭中奠定新中國的基礎——之後，這一匯合就最後完成了。
（十）宋慶齡在家中
這一章的內容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這裡要補充的是關於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體事情。
這段時期，她仍住在莫里哀路寓所。社會各界人士常來拜訪。除非她要他們在一起進行某件工作（如淞滬抗戰時的傷兵救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爭取對它的支援），她對來客總是嚴格地分別會見，即使這些人原來相互認識、觀點相近、她也信任他們。
陳翰笙曾回憶起一件事情，可作為她非常謹慎的典型事例。有一次，他到她寓所時，遇到楊杏佛，正要離去。雖然他同楊是朋友，她卻從未對他提起過楊的來訪。①
①據陳翰笙1988年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她養成這種習慣可追溯到早期孫中山對她關於秘密工作的教導，後來又由於在白色恐怖下她不得不謹慎行事，特別為了保護那些比她更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們。
同她的兄弟姐妹之間，雖然在政治上有分歧，她還是保持了一些私人之間的來往。蘭德爾·古爾德寫道——作者可能有某些情緒上的誇張——在那些氣氛緊張的年代裡，他有一次碰上宋氏三姐妹從她家寓所的樓梯上一起下來，邊跑邊說，就像三個女學生。①這當然不是說她們在各自的政治立場上放棄了什麼東西。宋氏的第三代（特別是孔家的、也就是她大姐靄齡的孩子）到慶齡家去總是受到歡迎的，孩子們也都喜歡這位姨媽（姑媽），以至於靄齡最後不許孩子們到她家去，怕孩子們告訴她太多關於孔家的事情。②
①前引古爾德書。
②80年代陳思蘭（陳友仁之女）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在各方面的外國友人中，最常去她家的是史沫特萊和伊羅生夫婦。
慢慢地又有一些蘇聯朋友到她家去。蔣介石雖然在反共這一點上毫無改變，但由於面臨著日本進攻的威脅而蘇聯又是唯一堅決站在中國一邊的國家，所以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宋慶齡認識了新的蘇聯大使季米特里·博戈莫洛夫①和一些使館人員，並且很喜歡他們。上海的蘇聯總領事館人員也來看望她。
①博戈莫洛夫後來在斯大林的清洗運動中消失了。若干年後，宋慶齡在一篇關於蘇聯外交活動的文章中看到了“博戈莫洛夫”這個姓，高興地以為她的老朋友恢復了自由和工作——但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同姓的人。（1942年11月7日給耿麗淑的信）
在那些日子裡，只要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