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

第20部分 (第3/4頁)

人也愛他，據說他早在重慶就與一批左翼文藝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演員在演出完畢，卸裝以後的午夜時分，吃夜宵時會驚喜地發現，周總理與他們在一起，總理為他們的演出成功而乾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臺酒。而當演員們勸總理早點去休息的時候，總理會略帶煩惱地說：“你們怎麼不懂，我現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許多這樣的徵兆。韋君宜說過，她參加一次教育界的會，說到防修防變質的事，大家舉了許多例子，說明現在青年的思想問題有多麼嚴重。

從韋君宜的敘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變修了嗎？是真的如臨大敵了嗎？是緊張過度了嗎？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滿為難，滿緊張。

不要說黃秋耘了，他說到陳翔鶴的《陶淵明輓歌》與《廣陵散》找了大麻煩，由於後一篇作品的後記中寫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會是一個什麼文藝家協會的負責人，被康生指責為借古喻今。說是康生還指出，田漢的戲《謝瑤環》中奸臣採用的酷刑中有一種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聯絡到同一個時期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內中有上官婉兒私通謀反者一節，武后因惜才饒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兒額頭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懲戒。黃說這樣的細節，他看了覺得極不舒服。黃秋耘說起來，十分保秘，而且嘆息不止，還能說什麼呢？不久，他的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與《魯亮儕摘印》也都被揪出來批上了。他一直是搖頭，嘆息，緊張，小心翼翼而又不以為然。

更高層也更典型的人物應該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譯者，這很有象徵意義，因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產黨人，是出於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懸的正義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瘦得兩頰深陷，我見到他老，往往擔心他的細瘦的身軀支援不住他的相對巨大的頭顱。

形勢有變，《青春萬歲》審了又審，除馮牧外，團中央一位書記也參加了審稿行列，認為小說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是一大缺陷，但誰也不拍板，誰也不負放行或否定的責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裡。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飾他對稿子的欣賞，語言啦，詩情啦，細節啦，王某會寫散文啦，他說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為難，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評：書裡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在我們國家，出一本長篇小說，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擺一擺？要不你找個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來？他這樣說。我知道，又沒戲了。我知道，他也頗感無奈。

三十、大風大浪的預感（2）

高高低低的領導都預感到了大風大浪的逼近，但是沒有人說得清風浪的來源與形式，內容與層次，更沒有誰知道文藝界應該作出什麼樣的準備。他們談論的口氣像是在談論一次颱風，或是一處峽谷險道，或是一次過關考試，更像是在談論一次無法預測的地震。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客觀的他者，一個身外的偉力，一個無法抗拒的威脅；不由他們做主，不由他們決定，不由他們歡迎或不歡迎，無法避免，無法逃脫，無法對之做出什麼評價或者分析。

可以對之簡單地解讀成，主宰這種偉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與決策，但那太廉價。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詞彙：形勢（所謂形勢比人強），規律（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歷史（所謂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原則（所謂不能拿原則做交易）包括理論（科學的，堅定的，高瞻遠矚與戰無不勝的）等等。

我還常常考慮一個詞，就是慣性，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激昂，悲壯，犧牲，熱血，堅決，抗爭，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怎麼可能安靜下來，穩定下來，和平下來，建設起來。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轟轟烈烈，再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再勢如破竹，隨時都沸騰著熱血，隨時準備著衝鋒、炸藥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後很久很久。

還有一個事例，我現在講起來可能是我的過敏。在一擔石溝後期與我們一起勞動的有王滸同志。他說起過，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曾經個別問時任團市委書記的汪家璆：你說為什麼不能搞包產到戶？汪按照經典理論回答說，那樣的話會兩極分化，產生資本主義……劉嘆道：“你那個馬列主義……”共同勞動的幾個人一起琢磨，沒有人能理解劉仁同志的問話的意思。倒是讓人惶惑，那個時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