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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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合法性與血酬的關係,可有這樣一個公式:
合法性=血酬+治道(治理之道)
如果一個後代皇帝昏庸無道,那麼他留給更後代的政治遺產的合法性就更加微薄。如果這個後代皇帝勵精圖治,那麼他的政治遺產就在血酬之上更有自己奮鬥出來的治道分量。治道透過代代的積累可以逐漸提高王朝的合法性,並抵消掉血酬值的遞減。而由於血酬值每代遞減,越是後代的皇帝就越需要奮發圖強。可歷史偏不是這樣。這樣殫精竭慮為天下治的後代皇帝每個王朝只出那麼幾個,而創造出來的盛世每朝也就一個多點。其他的後代皇帝就在祖宗的血酬與盛世的蔭庇中過活,享受,糜爛。
如萬曆皇帝從勤勉治國到後來因張居正表裡不一而心灰意懶,是明朝的一個轉折。最後的崇禎帝即使再勵精圖治,也難挽將傾之社稷,因為這時的血酬已逼近零值,而治道的分量再難達到合法性的閥值了。
清朝時有一個康乾盛世,而後就每況愈下,直到同治中興。後者可說是個盛世,同治死得早,到光緒變法百日而敗,清朝的合法性也就接近那個歷史閥值了。
每到合法性逼近歷史閥值的時候,或坐等滅亡,或趕緊改革——以期加高王朝的堤壩來抵禦歷史動力所產生的洪水。但隨著血酬值歸零,再怎麼圖強、改革、變法,都是沒用的。因為這時候,王朝的根基不在了,反對者一樣可以圖強、改革、變法,憑什麼就是你呢。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王朝到了末期比較容易被推翻的原因了,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王朝早晚會覆滅的原因——成也血酬,敗也血酬。
歷史的總報應
二、史辨(5)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統計一下,多少人靠著講史、演史、寫史吃飯啊。但若拋開那些光彩照人的歷史任務,仔細探究中國歷史的底細眉目,就會發覺,他們所津津樂道的,卻都是中國歷史給予的報應。
自陳勝吳廣始,中國解決制度危機的方式就是暴力。農民起義是一場輪迴,新建立起來的王朝是一場輪迴。
在這樣的輪迴中,能產生的積累就是歷史、文學與倫理。在歷史中積累歷史,再自然不過了。從文學看,詩詞歌賦曲劇小說自不必多說,就是那些煌煌歷史著作也堪稱文學鉅製。而歷史與文學都是紙面的東東,只有倫理,不僅有來自歷史、史書的那份神聖,而且有文學作品的渲染,更具備了可說是血腥的實戰功能。
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做事,先做人。
——這個“做人”,就是做倫理。
中國的倫理可能來自於孔子及其開創的儒學吧。但還可以看出,法家的權術以及老莊的陰陽之法也在其中,還有很多厚黑學的技術與潛規則的知識。中國的倫理實在是一個大雜燴,當然也可以從中理出些頭緒來。
中國的倫理就是如何在父母、親人、家庭、朋友、工作單位、社會當中努力做一個“好人”。
——這個“好人”,就是“聖人”的現實肉身簡裝版。
與好人相對的,是壞人。好人與壞人,類似君子與小人的二元態勢。如何做一個好人,自然離不開中國倫理所竭力倡導的那些美德:忠誠、信義、孝悌、友愛、節儉……世世代代被歌功頌德的,大多是些好人。但這些好人在活著的時候,大多打不過壞人,也沒壞人活得舒服,為什麼呢?因為壞人更能適應中國的倫理生態。那中國的倫理生態到底怎樣呢?
小人有時也是君子,壞人也可以是好人。人性本來就很複雜。但這樣的複雜還是有則可循的。即使是小人、壞人,他們對待父母、親人、朋友還可能更孝、更愛、更忠義,而對待社會、天下或陌生人,則可以不孝、不愛、不忠義,而且會變得非常殘忍。也就是說,在中國倫理當中,忠誠、信義、孝悌、友愛、節儉,這些倫理價值都是有範圍、有限制的,都不是什麼普適的價值。而一個君子、好人,無非是把這些倫理價值的範圍擴大了一些,把限制放到更遠的地方去而已。大,不過到大海。全,不過在中國。
一個人治的社會,情大於法,法只在情不得解的情況下施行。不尊重規矩,但很尊重規矩的制定者,於是誰都想自己成為這個人。權力崇拜,在權力的角逐中運用忠誠、信義、孝悌、友愛、節儉等,使之看起來更像一門門的技術。
這就是中國的倫理生態。這個倫理生態是殘缺的,它拋棄了真,使得善獨自佔據了制高點。而“真”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真實,一個是真理。就真實而言,中國人一直就處在自欺欺人當中。就真理來說,這是不少中國人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