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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重建呢?而高揚就更奇怪了,誰能說清楚什麼才是人文精神呢?
再引《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裡的一段文字吧:“王朔的確是高智商的,是極識時務的,是太有現實感的,是過人聰明的,王朔看起來什麼都敢罵,什麼都敢褻瀆,但其實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於掌握火候,很能夠認清物件的,他是先估量了對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麼東西可以罵可以褻瀆,但在罵時褻瀆時要適當摟著,什麼東西罵時褻瀆時不妨任意盡興。例如,在碰到知識分子時,碰到書生時,則像阿Q碰到尼姑一樣,不妨痛痛快快地罵,痛痛快快地褻瀆、嘲弄、挖苦,因為這些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其實,王彬彬所罵的中國當代作家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書生”、“尼姑”與“手無縛雞之力”,所以王彬彬儘可以痛痛快快地褻瀆、嘲弄、挖苦、任意欺侮。
說到中國作家,也是在政治、市場、文壇的夾縫中求生存,好比野草,落地生根,已經殊為不易。於是,越是地位渺小低下,寫出來的東西就越豪放、灑脫。越是著名、有地位,寫出來的東西就越有那麼股高屋建瓴的聰明勁兒。 。。
四、文與言(4)
讓中國作家有什麼社會理想,純屬痴人說夢。那麼,王彬彬是痴人嗎?不是。文學批評家(如王彬彬)就是想拿作家當槍使,批評作家不直面專制、不裸身叫戰;而至於他自己,卻可以躲在二線吃乾酪。這就是批評家的策略了。
廣告代言時代
商業文化對漢語的需要就是:吆喝。只是這吆喝是充滿視覺衝擊力和蠢蠢欲動的性感刺激的廣告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