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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周其仁，他說他也持有同樣的疑問。
我勸他接受訪問，他一樂：“去採訪陳錫文吧，他都知道。”
陳錫文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學界當時對土地問題爭論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員的解釋是否服眾，周其仁說：“就算反對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
我要走的時候，他又補了一句：“陳錫文是個有些em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讓他扮演滅火的角色，讓他順著說，他能說得很多，很好。”
這句話後來很有用。
我在“東方時空”時已採訪過陳錫文。採訪結束後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說起豐臺民工小學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牆站著看書，等老師來了才放聲大哭。他說到這兒停下，從褲袋裡抽出一條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眼睛。
媒體這個行業，提起誰來，大都百聲雜陳，但我認識的同行私下說起他，無一吐槽。有位同事說他採訪另一個官員時，對方有點支吾，他還拿陳錫文勸人家，那位一笑，說了句掏心窩子的話：“陳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經忘我了，我還忘不了。”
二〇〇六年兩會時，我對陳錫文有個短採訪，別人大都是對報告表態，他談農村水利，當時離西南大旱還有四年：“越來越多的水利設施是滿足城市，滿足工業，就是不讓農業用水。這種局面如果下去，短則三五年，長則七八年，我們整個農業灌溉系統，要說得可怕的話，甚至是崩潰。”
審片人說：“這個人說得再尖銳也能播。”
“為什麼？”
“因為他特別真誠。”
採訪陳錫文，是他開會的地方。好幾天沒怎麼睡足的臉色，嘴唇青紫，滿屋子煙。在毛背心外頭套了件外衣，鞋子上頭露一點老秋褲的褲腳，坐鏡頭前，說“土地的事情是該談一談”。
我問他，八二年憲法的“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話從哪兒來的？
他答：“‘文革’前國家沒財力建設，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脹，沒地兒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樓都得住人，可是城裡不像農村，沒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國有，人就住進去了，相當於一個城市的土改。”
這麼大的事，居然沒有引發社會動盪，“私權”這個概念當時還讓人陌生和戒懼。沒想到的是，這一句原本為了解決城市住房問題的話，誤打誤撞居然埋下了農村徵地制度的巨大矛盾。很快，中國城市化開始，城市土地都屬於國家所有，所以，農村土地一旦要用於建設，都經由政府徵地，轉為國有土地。
陳錫文說的也都是大白話，不含糊，沒有把玩語言的油滑，字字用力氣說出來，嘴角帶些白沫，他也不自知。他說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政府徵地上，全世界各國政府都徵地，但只有用來建醫院、學校，涉及公共利益建築時才能徵。可是，一九八二年，“憲法里加了這句話後，建設用地裡有沒有經營性的利益在裡頭？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麼變成城市土地？憲法沒有講。”
“講不清楚變成什麼結果？”
“講不清楚就變成多徵。”
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巴澤爾困境”，就是沒主的事情，會有很多人來要佔便宜。這個困境與道德關係不大，而是一種必然發生的經濟行為。
採訪的場記我看了又看，再對著那張白紙，戰戰兢兢寫下節目中的第一句話：“在市場經濟中，有一條眾所周知的規則：自由地買和賣，等價交換。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已經因為尊重和適用這條規律，得到巨大的發展，但是卻在影響人口最多的土地問題上有了一些例外。”
多麼尋常的一句話，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一個人從小到大拾人牙慧，寫日記的時候抄格言，做電臺的時候念別人文章，做電視了摸仿別人提問，像是一直拄著柺杖的人，現在試著脫手，踉踉蹌蹌，想站起來。
我猶豫著，寫下了第二句：“‘給農民的不是價格，是補償。’陳錫文用一句話說清了農民的處境，‘地拿過來了你去發展市場經濟，拿地的時候你是計劃經濟，這事兒農民就吃虧了。’”
多大虧呢？
我算了一下：“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資料，徵地之後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資者拿走大頭，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級組織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農民拿到的補償款，只佔整個土地增值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