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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批了。”鎮長說。
“審批和報批是一個概念麼？”
“是一個概念。”他連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問一遍：“審批和報批是一個概念麼，鎮長？”
“嗯，是兩個概念。”
“那為什麼要違法呢？”
“法律知識淡漠。”他還跟我嬉皮笑臉。
氣得我在採訪筆記裡寫：“太沒有道德了”。
節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還是不斷地寄來，領導說還是要做啊，但我看來看去，覺得按著這個模式已經很難做出新的東西了。零八年十月，張潔說：“反正現在編導們都忙改革開放三十年特別節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節目吧，不限制內容，不限制時間。”
我叼著橡皮頭，看著白紙發呆。
束縛全無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頭腦空空。我原來覺得，行萬里路，採訪了這麼多人，還不夠理解這個問題嗎？現在才知道遠遠不夠。我原以為好節目尖銳就成了，陳虻說：“不是說你把採訪物件不願意說的一句話套出來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於風險之中，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這句話，你還有什麼？”
他解釋：“你的主題要蘊涵在結構裡，不要蘊涵在隻言片語裡，要追求整個結構的力量。”
他說的是大白話，不會聽不懂。是我已經感覺到，卻說不出來的東西，又痛又快，好像從事物中間“穿”過去了，有一種非常笨重又鋒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找各種土地政策的書看，看到周其仁的《產權與制度變遷》，都是法律條文和術語，但步步推導酣楊淋漓“穿”過去的勁兒，一下午看來，簡直讓人狂喜。
我和老範去北大找周其仁。
周其仁說他不接受電視訪問，拿過我的策劃稿看一眼，裡面都是以往節目的片段，他一分鐘不到看完，挺寬厚：“已經不容易了，我給你三點意見。”
他說：“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經濟問題。”
我動了下心，欲言又止。
“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
我有點意外，我的節目裡對他們的批評，是有理有據的，為什麼說我妖魔化他們呢？
“第三，”他說，“不管左中右，質量最重要。”
嗯，不要用道德眼光看待經濟問題。我在紙上寫下這句話……經濟問題是什麼？很簡單，買和賣。我在紙上寫：“那買的是誰？賣的是誰？”自問自答：“買的是開發商，賣的是農民。”
“那政府是幹什麼的？”
“政府……嗯……把地從農民那兒買過來，再賣給開發商。”
“你到市場上買白菜，需要政府中間倒一趟手麼？”
“但地和白菜不一樣啊，地不都是國有的麼，國有的政府就可以拿去吧……是不是？”
“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不是國有，為什麼農村的地，農民的地，要讓政府來賣呢？”
我腦子裡什麼東西搖了一下，又站住了：“別胡想了，‘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這句話是明明白白寫在《土地管理法》裡的，這裡所說的‘依法申請使用的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徵收的原屬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以農村集體的土地一旦變成建設土地，就要變成國有土地。你不是背過麼？”
我想停下了，可那個聲音不打算停下來：“這……合理嗎？”
“怎麼不合理？”思維的慣性立刻回答，“立法都是有依據的。這可是根據憲法來的。”
我心裡那個非常細小的聲音在問：“如果……”
“如果什麼？”
“……”
“說吧，如果什麼？”
“如果憲法有問題呢？”
去國家圖書館，查到一九五四年憲法，沒談到城市和城市郊區土地的所有權問題。再往後，一九七五年憲法、一九七八年憲法，也沒有，再往下査……這兒，在這兒，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透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
那個聲音猶豫了一下，又掙扎著問出一個問題：“可是，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等自然資源屬於國有還可以理解，為什麼城市的土地非得國有呢？”
嗯……憲法裡就這麼一句話，無註解。
網上也査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