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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之五到十。”
像有什麼推著我手裡的筆，去往某地。“如果一方總佔便宜，另一方總吃虧，那麼這樣的商品交換，是不能持續下去的。”
不能持續下去的結果是什麼？
我握著筆，字歪歪斜斜寫得飛快，像扔了柺杖的人邁開打晃的腿往前跑。“不能持續下去的結果，就是中國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種衝突和群體性事件，以至於‘徵地’這樣一個普通的經濟行為，演變成為我們這個轉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明白了，這個“穿”過去的東西就是邏輯。
深夜裡，我細看當年的節目。
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個村莊的石頭磨盤上，問對面的小孩：
“你幾歲啦？”
她兩隻小辮子上繫著紅色的塑膠花，怯怯地伸出五個指頭。
我說：“上學嗎？”
孩子的奶奶說：“沒有錢。”她七十五歲，房子被拆了，沒有土地，沒有社保，兒子死了，媳婦走了，幫人掃地養活娃娃，將來讓她去學裁縫掙錢。
“你想上學嗎？”我問那孩子。
“想上。”
她看我一眼，仰臉看她奶奶。奶奶滿面的悲苦，孩子嘴一彎，哭了。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無聲地哭，眼淚沿著皺紋縱橫地流。小孩子的哭聲憋著，過了好一會兒，才從胸前很悶地爆發出來，哭了很久。小仲在剪輯的時候，這哭聲隨著村莊的鏡頭，一直上升到空中響徹整個大地。
鎮裡親自成立開發公司，把土地賣出去給工廠，這筆錢進了開發公司的賬，再去買地。大量徵的地閒置著，有個紡織廠的地荒了四年，我們的車繞著上千畝荒地轉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買地時是兩萬五千塊錢一畝，現在最低價是十六萬八千元一畝，企業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買賣。
這種節目播出後，總有很多觀眾留言給我們，說把那些貪官汙吏抓起來就好了，事情就解決了。一九九七年修訂刑法時，非法批准徵用、佔用土地就已被列入刑事犯罪，嚴厲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但新刑法施行十年來，到我採訪時，陳錫文說，還沒有一位官員因此入獄——因為若想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定這個罪，必須以他有“徇私舞弊”行為作為前提。也就是說，如果你抓到一個官員違法批地，但他沒有徇私舞弊，就拿他無可奈何，而你抓到他徇私弊了，判的時候大多隻能以受賄罪判，與違法批地無關。
這個罪名變得失去了牙齒。
我採訪的違法批地官員，接受採訪挺坦然，一位市委書記說：“九三年分稅制改革，我現在一半以上財政收入要交給中央，剩下的這一點，要發展，要建設，經濟增長有指標，我這兒沒有什麼工業，種田也不交農業稅了，你幫我算算，我怎麼辦？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這是周其仁說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
我們採訪完，有的官員被處分了，逢年過節還給我發個簡訊，說謝謝你們當年的支援，現在我已改在哪哪任職了這話。
我卡住了，控訴我擅長，觀眾會在哪裡掉眼淚我也知道，可這次，這矛盾密佈的現實，要想砍一刀下去，卻如入棉被，無處著力。媒體上各派對土地產權問題的筆戰也沒有共識，幾乎人身攻擊，從譏取戾。爭議就集中解決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
實習生一邊轉著手裡的圓珠筆一邊說：“趕緊把地都給農民，讓他們直接賣給商人，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囉嗦那麼多幹什麼呢？”
我問他：“你將來想幹什麼？”
小夥子挺坦率，“當製片人。”
“當了製片人呢？”
“當臺長。”
“當了臺長呢？”
“影響別人。”
“影響別人什麼呢？”
“……這個還沒有想。”
我說：“你還是給我一個賓語吧。”一個動詞總是比較簡單的，但如果沒有賓語，它不知會落腳何處。
陳錫文的採訪播出後，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留言。
這哥們是在洗腳城對著電視無意中看到的，他說聽到一個問題嚇了一跳，一腳踩進了盆底：“記者居然敢問‘土地不私有，是意識形態的原因麼？’”
咦，這個問題怎麼了？
中央政府的決策是土地性質不改變，陳錫文是起草決策檔案的人之一，當然只能問他。
陳錫文說：“我覺得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的資源稟賦在全世界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