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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轟炸了鬧市區！”她拉開皮包，取出一張照片，是一堆從一歲到五歲兒童的屍體，“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沒有腳，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這隻無主的手張開著，像在企求憐憫。”
沙龍在這次採訪結束時對她說：“您不好對付，極難對付，但是我喜歡這次不平靜的採訪，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您一樣帶著那麼多資料來採訪我，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您一樣只為準備一次採訪而甘冒槍林彈雨。”
張潔總擔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剛性調查。其實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剛性。
像天賀這樣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選，更願意待在家跟金剛鸚鵡一起聽交響樂，但他報道山西繁峙礦難，冒著漆黑的夜雨走山路進去，連個接應的人都沒有。三十八位礦工死亡，被瞞報成二死四傷，遺體被藏匿或者焚燬。此事中有十一個記者收了現金和金元寶幫助隱瞞事實，被披露出來後，開會時領導表揚大鬍子有職業操守，讓他談兩句感想。他胖胖地一樂：“沒人給我送啊。”大夥鬨笑了事。
事後他說起那個礦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籠到底時，一聲巨響，他的膝蓋一陣哆嗦，抬起頭，看不見洞口的藍光。“生和死真他媽脆弱，就這麼一百米，這些人天天這麼過，超負荷地工作。我難過的是，他們很知足，覺得這麼比在村裡種地強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屍體遺骸，聞了被燒過的裹屍布，“你要是真見過他們的樣子，就不可能為幾個錢把靈魂賣了。”
善良的人做“對抗性”採訪，不會躍躍欲試地好鬥，但當他決定看護真相的時候，是絕不撤步的對峙。
我倆去一個地級市採訪。一位民營企業家被雙規，因為他“不聽話”，在“市長和市場之間選擇市場”。企業家腿中間夾張白紙，對牆站著，紙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資金罪”，每天在監舍裡原地跑五千步來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著”。採訪的時候，天賀不像平常盯著鏡頭看，而是圓圓地窩在那裡，埋著頭聽。
去採訪市領導，說出差了，過兩天就回來，過了兩天還有兩天，知道我們等不了那麼久。
這種事情急不得，也無處發作。
大鬍子讓我去把樓裡每一層的門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樓下臺階上，見著人就挨個兒問：“請問您見著書記了麼？我們找他，有這麼個事兒，我給您說說……”
這兩句相當有用，二十分鐘後，秘書來了：“領導請你們去辦公室。”這位企業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證據是一個影印的手寫材料。影印的證據是不能被採信的，但法官就這麼判了，我走進法官辦公室，鏡頭在我身後，我問：“這個案子，您明明知道這份意向書不是原件，為什麼還要採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嗚嚕嗚嚕說了幾句：“不是原件……有些沒有原件。也不是我們非要這個證據不可。”
我沒聽懂，問：“不是原件為什麼要採用它？”
“我認為它是原件。怎麼不是原件呢？”
我把紙放在桌上：“您認為它是原件？我們看到的明明是手寫的一個影印件。”
他嗓門高起來：“我沒有看到。你在哪裡看到手寫的？”
我指指二審的判決：“中院都說了，這不是原件。”
他把手揮得我臉上都是風：“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問：“那您為什麼採用一個不是原件的……”
“我沒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決上的字：“法官，這兒，這兒，第六點。”
他急了：“我還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為什麼只查我第六點？”
“您別激動。”
他臉都扭曲了：“我沒激動啊。”
我讓聲音柔和一些：“您還是採用了它？”
他喊了出來：“我至今還認為他是有罪的。”他轉身往外走，一邊揮舞著手：“你不要成為別人的工具。”
我緊跟在他身後，鏡頭在我身後：“法庭辯論的時候，辯護律師說司法不要成為工具，您怎麼看？”
他跳得真高。
採訪完，張天賀叼個大煙鬥，定了會兒神，說：“這溫柔的小刀兒，左一刀右一刀，一會兒就剩下骨頭了。”又嘆氣：“一個姑娘家這麼厲害，誰敢娶？”
過了一陣子，就沒人說我厲害了，因為組裡來了新人。
第一次見面，嚯，這姑娘，剪短髮，一條揹帶牛仔褲。眼清如水，一點笑意沒有。
我倆下班回家，發現走的是一條路，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