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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緊挨著。過馬路的時候,她對我說:“以前你在湖南衛視的時候我挺喜歡的。”
我剛想扭捏一下,她接著說:“你在‘東方時空’主持的那是什麼爛節目呀?”
“嗯……”
她轉過頭毫不留情地看著我:“那個時候,我很討厭你。”
姑娘叫老郝。後來對我比較容忍了,大概覺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領點錢,姚大姐千叮萬囑,逼著我當面裝在信封裡包好,又怕我掉,拿訂書機訂上,又怕包沒有拉鍊,讓我用手按著,臨走我還是把黃澄澄的信封丟在辦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錢帶給我,押著我在路上存進銀行。櫃檯小姐問,活期還是定期?
就那麼幾千塊錢,我裝模作樣地想了一會兒,說,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區別,醫療、保險……她都得惦記著,我和老範從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裡,廚房小得進不去人,老郝一條熱褲,兩條長腿,圍個圍裙,做泰國菜給我們吃,拿只小銀剪剪小紅尖椒圈,腳底下放著一盆鮮蝦:“今天好不容易買著魚露。”我和老範倒在藤搖椅上,喝著蜂蜜水,手邊水晶碗裡是金絲棗,硬紙疊的垃圾盒讓我倆放核。
“老郝。”
“嗯?”她在廚房應。
“我要娶你。”
“滾。”
採訪的時候她總冷眼看我,剛開機她就叫“停”。
“你那個——”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細一支的銀鐲子,我穿著白襯衣,想著沒人會看見。“你不戴,沒人不高興,”她說,“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歡。”
我摘下,之後不在工作時候戴首飾。
老郝眼底無塵,她來之後,選題就更硬更難。我們去江西找個失蹤的販賣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車熄火了,兩人凍得抖抖索索,在後頭推車,身上都是泥點子。滿天星斗亮得嚇人。找到嫌疑人家,一進家門,正對著桌板上放一個黑白鏡框,是個遺像。
家屬一攤手:“死了。”
這人是當地公安局長的弟弟,我們去了公安局。
局長戴一個大墨鏡,見面寒暄,拿出上百萬字文學作品集送我們,聊了半天文學,才開口說案子,說嫌疑人被山東警方帶走了,再沒見過,說可能在監獄裡病死了。
我狐疑:“聽說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說:“是啊,我大義滅親,親自把他交給山東警方的。”
我們打電話問山東警方,這死人到底怎麼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們。也是,隔著幾千裡,打電話哪兒成啊。
五個人回到賓館,愁眉苦臉,像吃了個硬幣。
老郝說:“我去。”每次,她決心已定時,都是嘴往下一抿,一點表情沒有,眼裡寒意閃閃。
她看了下表,沒收拾行李,從隨身小黑包裡拿出個杯子,接了一杯熱水,擰緊蓋,插進側包,下樓打車,三小時後到了車站,一跳上去火車就開動了。到車上打電話跟我商量去了找誰,怎麼辦。一個多小時後,電話沒電了,突然斷掉,不知道車到了哪兒。
我放下“嘟嘟”空響的電話。那天是聖誕節,手機關了聲音,一閃一滅都是過節的簡訊,北京上海,都是遠在天邊的事兒,我對牆坐著,小縣城裡滿城漆黑,無聲無息。
滿是黴味的房間裡,深綠色地毯已經髒得看不出花紋,水龍頭隔一會兒就“咔啦啦”響一陣子,流一會兒銅黃色的水。我在紙上寫這件事的各種可能,如果真是局長私放了他弟弟,他會怎麼做?……這樣做需要什麼程式,誰能幫助他?這些程式會不會留下痕跡?……我亂寫乩畫,證據不夠,腦子裡像老汽車一遍遍拿鑰匙轟,就是差那麼一點兒打不著火,又興奮又痛苦。
不成,這麼想沒用。
我必須變成他。
我趴在桌上繼續在白紙上寫: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我會需要誰來幫助我?……我的弱點會是什麼?腦子裡像有燈打了一下閃,我打電話問公安局的同志,閒聊幾句後問:“你們局長平時戴眼鏡麼?”
他猶豫了一下:“不戴”
掛了電話,我繼續寫:“見記者的面要戴墨鏡遮自己的眼睛……是個寫詩的文學青年……他的弱點可能是什麼?”
我寫:“意志。”
陳虻有一次跟我講,日本橫綱級的相撲選手,上臺的時候。兩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據說勝敗在那時候就決定了。兩刃不相交,就靠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