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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對對，亮著燈，更像真的。”
我問他分管的領域在此事上的責任，他張口結舌。問了四五個問題，我說：“可以了，謝謝。”
我們坐車離開，他的車跟在後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記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剛才那段了……柴記者……”
調查性報道大旗一張，多來剛猛之士。
小項從安徽來，善良近於訥，線條至剛，兩隻大眼直視，走路也都是直線，走到折角處拐一個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辦公室最內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拋下一歲多的兒子來京只為做調查性報道，選的題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調查現任官員洗錢時，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裡門窗被砸爛，弟弟每天把斧頭放在枕邊睡覺，在與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打鬥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們去上海取證知情人當初曾被脅持的經歷，證據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說當地有人不久前說過，這個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現，要立刻通知他們來帶人。警察起身要打電話，一出門，小項拉著知情人噌地站起來，從後門走了。在最近的長途汽車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車。一直到夜裡，繞了百里路，才回到我們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曆史的飯店，層高四米，長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蠟。一到晚上地板開始變得吱吱呀呀的，遠遠的好像聽不清的人的呼叫，還有老房子裡奇奇怪怪的各種聲音。臨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讓人不能安心。
夜裡，我坐在床上，靠著牆，聽見知情人在隔壁沖洗的聲音，才覺得安心一些。突然水聲停了，一秒鐘後，我認為自己聽到了清楚的槍聲，又是一聲。
我陡然從床上坐起身，第一反應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覺得沒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乾的。我打電話給小項，他穩穩當當說了聲“我去看看”，核實她安全之後，我嘴裡的乾燥還久久不去。
這個節目挫磨得很。小項後來為了省經費，向領導要求自己花錢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溼淋淋地來臺裡，問他才知道，連坐公共汽車的錢都不捨得了，就這樣他還帶樓下來反映情況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餃子，又買了十幾張大餅讓人家帶在路上吃，說：“調查這樣的節目，不能做得讓人汗顏。”
我偶爾路過機房，看見三十多盤帶子堆在床上，小項一臉濃鬍子，一杯殘茶，已經不眠不休熬了幾個通宵。那時候用的還是編輯機，螢幕上是採訪的畫面，為了把一句採訪剪輯好，得反覆用旋鈕擰來擰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臉和話就這麼前前後後，快退快進，很長時間才能剪好一句話。我正問到“那你認為哪裡安全”，坐我對面的知情人說：“你們的鏡頭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著這段採訪，能不能採訪準確，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樂趣這麼簡單，這事關人的性命，我要是問得不準確，不配坐在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義大利記者法拉奇，她的採訪錄被我翻得軟塌塌，在我看來她是史達琳的現實版——一個從不害怕的女人。
二戰，美國飛機轟炸佛羅倫薩時，她還是個小孩子，蜷縮在一個煤箱裡，因為恐懼而放聲大哭。父親狠狠地摑了她一耳光，說：“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後寫：“生活就是嚴峻的歷險，學得越快越好，我永遠忘不了那記耳光，對我來說，它就像一個吻。”
採訪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談到婦女不能像男人一樣上學、工作，不能去海灘，不能穿泳衣時，她問：“順便問一句，您怎麼能穿著浴袍游泳呢？”
“這不關您的事，我們的風俗習慣與您無關，如果您不喜歡伊斯蘭服裝您可以不穿，因為這是為正當的年輕婦女準備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這麼說了，那麼我馬上就把這愚蠢的中世紀破布脫下來。”她扯掉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風，把它扔在他的腳下。
他勃然大怒，衝出房間。
她還不肯罷休：“您要去哪兒？您要去方便嗎？”她長坐不走，連霍梅尼的兒子乞求也沒用，直到霍梅尼以《可蘭經》的名義發誓他第二天會再次接見她，她才同意離去。
真帶勁。
她採訪以色列的沙龍，指控他轟炸平民：“我親身經歷了咱們這個時代所有的戰爭，包括八年的越戰，所以我可以告訴您，即使在順化或河內，我也沒有見過像在貝魯特發生的那麼慘無人道的轟炸。”
他抗辯說他的軍隊只轟炸了該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基地。
她說：“您不僅轟炸了那些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