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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錢一噸。煤焦自此大發展，在山西佔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為最重要支柱產業。
二〇〇三年春節我從臨汾車站打車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見度不到五米。滿街的人戴著白口罩，鼻孔的地方兩個黑點。車上沒霧燈，後視鏡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機直著脖子伸到窗外邊看邊開，開了一會兒打電話叫了個人來，“你來開，我今天沒戴眼鏡。”
我以為是下霧。
他說，嗐，這幾天天天這樣。
我查資料，這霧裡頭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懸浮的顆粒物。臨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呂梁山之間，是個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閉，冬季盛行西北風，汙染物無法擴散，全窩在裡頭了。
回到家，嗓子裡像有個小毛刷輕輕掃，我爸拿兩片消炎藥給我，說也沒啥用，離了這環境才行。他跟我媽都是慢性鼻炎，我媽打起噴嚏驚天動地，原先還讓我爸給她配藥，後來也隨便了：“你沒看襄汾這幾年，新兵都驗不上麼，全是鼻炎、支氣管炎。”
我爸是中醫，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裡來，弄了一箇中藥櫃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還在，拿個小銅秤給他抓藥，我看藥方是黃芪、人參、五味子……
“都是補藥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樣子。
我爸跟我說：“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養一養。”補了句：“十個，十個死。”
我吃一驚，說什麼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醫院沒法治了，來這兒找點希望的。”
他說了幾個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裡，離河近，離廠近，他問了一下，都是農民，直接抽河裡水澆地吃糧，“這幾年，特別多”。
我問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廠？”
“找誰呢？河和空氣都是流的，誰也不認。”
二〇〇六年採訪孝義的市長，他白皙的四方臉，西裝筆挺，不論什麼問題，總能說到市裡的整頓措施。我問：“這個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回頭來看的話，這個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再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端起杯子喝口水，看著我：“政府對於焦化，始終是冷靜的。我們採取措施之後呢，後面的這股勁我們給壓住了。”
“壓住了？”我問，“壓住了還會有這麼三十多個違規專案上來嗎？”
“因為當時有個投資的狂熱，他們都想做這個事，市場形勢特別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態度是堅決的。”
“如果你們態度堅決的話，那麼這些違規專案就應該一個都不能上馬才對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
我們對著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賓館，正準備休息。
有人敲門，是廠子老總的大兒子。手裡拎一個布袋子，又沉又胖，帶子繞了兩圈纏在手上。看我一眼，說：“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說“你們談，你們談”，進了洗手間，把水龍頭開啟，把門關上。等我洗完澡出來，這哥們走了。
老郝靠床上衝著我笑。
我只好說：“我們山西人太實在了，真不把主持人當回事兒啊，就奔著導演去。”
我倆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個布袋子裡到底能裝進去多少錢。
節目沒播成。
無以解憂，我們幾人約著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對老郝和老範說，我老有強烈的童年感覺。老郝指著那些亂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繽紛的荷塘，笑我：“你們山西能有這個麼？”我剛開口“我們在舊石器時代……”她們都笑得稀爛。唉，說不下去了。
汾河邊的丁村人文化遺址，從我家騎車十幾分鍾就到。館裡有文字標明：“十萬年前，古人類在這裡生存，汾河兩岸是連綿不斷的山岡、砂地和禾草草原。當時的河湖沼澤里長滿了香蒲、黑三稜、澤瀉……水邊草甸上有蒿、藜、野菊，東山坡上是落葉闊葉樹木，櫟樹、樺木、椿樹、木樨、鵝耳櫪……”石炭紀時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萬年來的枝葉和根莖堆積成極厚的黑色腐殖質，地殼變動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時候，人家在汾河挖沙蓋房，一挖溼河沙就有人來我家送龍骨，是一味中藥，我爸說是沙裡挖出的恐龍化石，用來止血。拿小鐵錘在生鐵缽砸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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