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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變難看了，但我還是跟河親。跟表姐妹吵了架，攥著裝零錢的小藥盒出走，在河灘上坐著，看著翻不起浪的黃泥水。大人都講，小孩子是從河裡漂過來的，我滿腹委屈，到河邊坐著等，河總有個上游，往那個方向望就是個念想，怎麼還不來接我？
我上中學後，姐姐們陸續失業。之後十年，山西輕工業產值佔經濟總量的比例從將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廠、鋼廠、鐵廠……託煤而起，洗煤廠就建在汾河岸上。我們上課前原來還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後來也頹了，擦不過來，一堂課下來臉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見過託人想進廠的親戚，沒聽過有人抱怨環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窩煤爐子，一屋子煙也嗆，但為這點暖和，忍忍也就睡著了。
我父母也說，要沒有這些廠，財政發不了工資，他們可能攢不夠讓我上大學的錢。
河裡差不多斷流了，只有一點水，味兒也挺大。兩岸還有些蒿草，鳥只有麻雀了，河邊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燼裡一些皮毛腳爪，是人拿汽槍打了烤著吃。但我們這些學生還是喜歡去河邊——也沒別的野地兒可去，河邊人跡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種曲折的情致，不說話也是一種表達。
回憶高中最後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記憶裡各種顏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連晚霞都稀淡一縷。坐在我爸腳踏車後面過橋時，每次我都默數二十四根橋柱，底下已經沒什麼水可言，一塊一塊稠黑泥漿結成板狀，枯水期還粘著一層厚厚的紙漿。河灘的棗樹上長滿病菌一樣的白點子，已經不結棗了。後來樹都砍了。但我晃盪著雙腿，還是一遍遍數著欄杆，和身邊的人一樣沒什麼反應，生活在漠然無所知覺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這樣，”老頭兒說，“想先發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問：“如果現在把汙染全停下來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壞了，雨水涵養不住。”
“你是說無論如何我都看不見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這一代不行了。”
“這並不是最要緊的，要緊的是現在已經出現地下水汙染了，”他說，“就你們家那兒。”汙染物已經從土壤中一點一點地滲下去，一直到幾百米之下。
我覺得，不會吧，這才幾年。
但採訪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媽常掰開我和我妹的嘴嘆氣：“我和你爸牙都白，怎麼你倆這樣？”我倆只好面面相覷，很不好意思。
老頭兒這麼說，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學家屬樓後，我家自來水是鹹苦的，難以下嚥，熬粥，粥也是鹹的。家家都這樣。像喝鐵釘一樣。後來查了一下，可不是，“縣城水的礦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鹽、鐵”。
到現在，自來水也只能用來洗涮，東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輪車焊一個水箱，拉進城，在窗戶底下叫賣“甜水”。我媽買了紅塑膠桶，兩毛錢一桶，買水存在小缸裡，用這種水熬米湯，才能把綠豆煮破。
我想我們姐倆是不是枉擔了多年虛名，問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這辯解，有天終於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這幾年趙康鎮的氟骨病患者多起來了，牙都是黃的，骨頭都是軟的，腿沒法走……”
我上網查水利局資料，發現襄汾是重氟區——有二十四萬人喝的水都超標，全縣的氟中毒區只分布在“汾河兩岸”，在術語裡，這叫“地帶性分佈”，也就是說，用受工業汙染的河水灌溉，加上農藥化肥濫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滲透。
河邊的洗煤廠是外地人開的，掙幾年錢走了，附近村長帶著幾位農民專門到北京來找過我，問能不能再找些專案，被焦油汙染的地沒辦法復墾了，每煉一噸土焦，幾百公斤汙染物，連著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邊堆著，白天冒煙，晚上藍火躥動，都是硫化氫。我們二〇〇六年見過五層樓高的堆積，有人走路累了在邊上休息，睡過去，死了。
現在這些焦廠已經被取締，老頭兒說：“但今後幾百年裡，每次降雨後，土壤中致癌物都會向地下潛水溶入一些。”
我聽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學離開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時火車到湖南，清晨靠窗的簾子一拉，我都驚住了，一個小湖，裡頭都是荷花——這東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這個感覺。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這年，中國放開除電煤以外的煤炭價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學，與父親一起做生意，當時一噸煤十七塊錢，此後十年，漲到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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