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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低著頭，“因為我可憐。”
“不是，這是你勞動所得，你今天幫我們拿了很多次帶子，很辛苦，所以這是你自己掙的。我要謝謝你。”
他抬起頭，羞澀地笑了一下。
他們租過的那個房子，收拾得還算乾淨。和所有十三四歲的孩子一樣，牆上貼著明星的照片，窗臺上放著整整齊齊的十幾個牙缸，他們每天早上排好隊去刷牙……他們把這個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師，她告訴我採訪過的女犯的訊息，安華在各方幫助下，已經減刑出獄，再嫁了人。小豆在監獄裡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國法學會再次公佈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專家建議稿）》，建議建立家庭暴力庇護場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簽發保護令，這只是一個建議稿，至今仍只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預備立法專案。
在“兩會”上，我曾去找過關心此事的代表委員，擔任警察職務的男代表說，現在刑法裡已經有人身傷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對女性造成人身傷害，那就按現有的法條來判，為什麼要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說：“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傷害那樣處理。”
現場有些爭起來了：“你們這麼說，只因為你們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關心女人，是人應該關心人。”這位女代表說。
李陽最終沒有去做心理治療，也沒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時間用來接受各種媒體的採訪，準備成為“反家暴大使”。
兩個月後，Kim申請與他離婚。
他曾經對Kim解釋說：“這是中國的文化。”
Kim說：“這不是中國的文化，人是一樣的。我覺得中國人，美國人，所有人，我們的相似之處遠多過不同，我們都愛我們的孩子，我們都需要快樂的家庭，我們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夢想真的是讓中國更好、更國際化，我希望他能從自己做起。”
去採訪Kim前，我做完採訪提綱，合上筆記本，按習慣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談時還需要注意什麼。
奇怪的是，那一小會兒閉上眼的沉浸裡，我想起的卻是自己早已經忘了的事，中學時有天中午上學路上，那個小混混喝了酒，從身後把我撲倒了，磕在街邊的路沿上，我爬不起來，被一個爛醉的人壓著，是死一樣的分量。旁邊的人嬉笑著把他拉扯起來，我起來邊哭邊走，都沒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這件事，最難受的不是頭上和胳膊上的擦傷，也不是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覺——厄運中的人多有一種對自己的怨憎，任務是自我的某種殘破才招致了某種命運。
我帶了一束花給Kim。
她接過報紙包的百合花，有點意外，找了一會兒才找出一隻瓶子插上，又拿出幾個大本子給我看，裡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陽與她合作錄的英語磁帶，寫的工作便條，還有一頁，夾著某年結婚紀念日她提醒李陽買的玫瑰花——雖然是秘書買來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葉子都用塑膠膜小心地壓平儲存著，旁邊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記得，我當時為什麼要這個男人。”
這些早就乾枯失血的花瓣給我一個刺激，人是一樣的，對幸福的願望一樣，對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樣，只是她生在這兒，這麼活著，我來到那兒，那麼活著，都是偶然。
萬物流變，千百萬年，誰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當中，採訪是什麼？採訪是生命間的往來，認識自己越深，認識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監獄那期節目的年底，評論部讓每人寫一句話印在內部刊物上，代表這一年裡自己對工作的認識。我沒思量，有一句話浮上心頭，以前我會顧忌別人怎麼看，會不會太文藝腔，但這次我徑直寫了下來：“他人經受的，我必經受。”
第七章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詩，深得我心：“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兒上學，最怕遲到，窗紙稍有點青，就哭著起了床。奶奶拉著手把我送一程，穿過棗樹、石榴和大槐樹，繞過大狗，我穿著奶黃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烏黑的門洞裡，等學校開門。
怕黑，死盯著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裡透著淡粉，大家才來。我開啟書，念“神——筆——馬——良”，一頭栽在課桌上睡著，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中學時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