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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尼,問他有沒有收到‘祈禱單’,能否給我們拿一張行刑的報單來。”
“不必了,”弗蘭茲一邊說,一邊把他的那張報單拿了出去,“我已經看到了報單,而且已抄下來一份。”
“好極了,你去吧,貝爾圖喬先生,早餐準備好了的時候來通知我們一聲。這兩位先生,”他轉向兩個朋友說,“哦,我相信,大概可以賞光和我一起用早餐吧?”
“但是,伯爵閣下,”阿爾貝說,“這就太打擾啦。”
“哪裡的話,正相反,你們肯賞光我非常高興。你們之中,總有一位,或許兩位都可以在巴黎回請我的。貝爾圖喬先生,放三副刀叉。”他從弗蘭茲的手裡把傳單接過來。
“‘公告:’”他用讀報紙一樣的語氣念道,“‘奉宗教審判廳令,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即狂歡節之第一日,死囚二名將於波波羅廣場被處以極刑,一名為安德烈·倫陀拉,一名為庇皮諾。即羅卡·庇奧立;前者犯謀害罪,謀殺了德高望眾的聖·拉德蘭教堂教士西塞·德列尼先生;後者則系惡名昭彰之大盜羅吉·萬帕之黨羽。’哼!‘第一名處以錘刑,第二名處以斬刑’。”
“是啊,”伯爵繼續說道,“本來是預定這樣做的,但我想這個節目昨天已經有某種改變了吧。”
“真的!”弗蘭茲說道。
“是的昨天晚上我在紅衣主教羅斯闢格里奧賽那兒,聽人提到說,那兩人之中有一個好象已經被緩期執行處決了。”
“是安德烈·倫陀拉嗎?”
“不,”伯爵隨隨便便地說道,“是另外那一個,”他向傳單瞟了一眼,象是已記不得那個人的名字了似的,“是庇皮諾,即羅卡·庇奧立。所在你們看不到另一個人上斷頭臺了,但錘刑還是有的,那種刑法你們初次看的時候會覺得非常奇特,甚至第二次看仍不免有這種感覺,至於斬刑,你們一定知道,是很簡單的。那斷頭機是決不會失靈,決不會顫抖,也決不會象殺夏萊伯爵的那個兵那樣連砍三十次的。紅衣主教黎布留無疑是因為看到夏七伯爵被殺頭時的那種慘景,動了惻隱之心,才改良刑法的。啊!”伯爵用一種輕視的口吻繼續說道,“別向我談起歐洲的刑法,以殘酷而論,與其說還在嬰兒時代,倒不如說,簡直已到了暮年啦。”
“真的,伯爵閣下,”弗蘭茲答道,“人家會以為您是研究世界各國各種不同刑法的呢。”
“至少可以說,我沒見過的不多了。”伯爵冷冷地說道。
“您很高興看這種可怕的情景嗎?”
“我最初覺得恐怖,後來就麻木了,最後就覺得好奇。”
“好奇!這兩字太可怕了。”
“為什麼?在人的一生中,我們所最擔心的就是死。那麼,來研究靈魂和肉體分離的各種方法,並根據各人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氣質,甚至各國不同的風俗,來測定從生到死,從存在到消滅這個轉變過程上每一個人所能承受的限度,這難道算是好奇嗎?至於我,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一件事,你愈多看見人死,你死的時候就愈容易。依我看,死或許是一種刑罰,但不就等於贖罪。”
“我不很明白您的意思,”弗蘭茲答道,“請把您的意思解釋一下,因為您已經把我的好奇心引到了最高點。”
“聽著,”伯爵說道,他的臉上流露出深深的仇恨,要是換了別人,這時一定會漲得滿臉通紅。“要是一個人以聞所未聞,最殘酷,最痛苦的方法摧毀了你的父親,你的母親,你的愛人,總之,奪去你最心愛的人,在你的胸膛上留下一個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而社會所給你的補償,只是用斷頭機上的刀在那個兇手的脖子上割一下,讓那個使你精神上痛苦了很多年的人只受幾秒鐘肉體上的罪,你覺得那種補償夠嗎?”
“是的,我知道,”弗蘭茲說道,“人類的正義是無法使我們得到慰藉的,她只能以血還血,如此而已,但你也只能向她提出要求,而且只能在她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要求呀。”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聽,”伯爵繼續說道,“社會上,每當一個人受到死亡的攻擊時,社會就以死來報復死。但是,難道不是有人受到千百種慘刑,而社會對這些連知道都不知道。甚至連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不是補償的報復方式都不提供給他嗎?有幾種罪惡,即使用土耳其人的刺刑,波斯人的鑽刑,印第安人的炮烙和火印也嫌懲罰得不夠的,而社會卻不聞不見,絲毫未加以處罰嗎?請回答我,這些罪惡難道存在嗎?”
“是的,”弗蘭茲答道,“而正是為了懲罰這種罪惡,社會上才容許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