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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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中，大眾傳媒的覆蓋面一方面變得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又變得越來越小。像有線電視新聞網、《今日美國報》這種新形態的傳播媒介擁有更廣大的觀眾和讀者，其傳播的輻射面變得更為寬廣。針對特定讀者群的雜誌、錄影帶的銷售和有線電視服務則是窄播的例子，所迎合的是特定的較小人群的口味。所以大眾傳媒在這段時間內變得既大又小。

在後資訊時代中，大眾傳播的受眾往往只是單獨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訂購，資訊變得極端個人化。人們普遍認為，個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其受眾從大眾到較小和更小的群體，最後終於只針對個人。當傳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狀況、年齡、收入、駕駛的汽車品牌、購物習慣、飲酒嗜好和納稅狀況時，它也就掌握了“我”——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單位。

這種推理完全忽略了窄播和數字化之間的差異。在數字化生存的情況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子集”。

“我”包含了一些在人口學或統計學上不具絲毫意義的資訊和事件。你無法從我的岳母住在哪裡、昨晚我和誰共進晚餐，以及今天下午我要搭乘幾點的班機到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去這類事情中，找出關聯性或統計學上的意義，並且從中發展出適當的窄播服務。

但是，這些與我有關的資訊卻決定著我想要的新聞服務可能和某個不知名的小鎮或某個沒什麼名氣的人有關，而且我也想知道（今天）弗吉尼亞的天氣狀況如何。古典人口統計學不會關注數字化的個人，假如你把後資訊時代看成超微的人口統計學或高度集中化的窄播，那麼這種個人化和漢堡王（BurgerKing）廣告詞中所標榜的“按你喜歡的方式享受漢堡”（HaveltYourWay）沒什麼兩樣。

真正的個人化時代已經來臨了。這回我們談的不只是要選什麼漢堡佐料那麼簡單，在後資訊時代裡機器與人就好比人與人之間因經年累月而熟識一樣：機器對人的瞭解程度和人與人之間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連你的一些怪僻（比如總是穿藍色條紋的襯衫）以及生命中的偶發事件，都能瞭如指掌。

舉個例子，你的電腦會根據酒店代理人所提供的資訊，提醒你注意某種葡萄酒或啤酒正在大減價，而明天晚上要來作客的朋友上次來的時候，很喜歡喝這種酒。電腦也會提醒你，出門的時候，順道在修車廠停一下，因為車子的訊號系統顯示該換新輪胎了。電腦也會為你剪下有關一家新餐館的評論，因為你10天以後就要去餐館所在的那個城市，而且你過去似乎很贊同寫這篇報道的這位美食評論家的意見。電腦所有這些行動的根據，都是把你當成“個人”，而不是把你當成可能購買某種牌子的浴液或牙膏的群體中的一分子。沒有空間的地方

後資訊時代將消除地理的限制，就好像“超文字”掙脫了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樣。數字化的生活將越來越不需要仰賴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現在甚至連傳送“地點”都開始有了實現的可能。

假如我從我波士頓起居室的電子視窗（電腦螢幕）一眼望出去，能看到阿爾卑斯山（A1ps），聽到牛鈴聲聲，聞到（數字化的）夏日牛糞味兒，那麼在某種意義上我幾乎已經身在瑞士了。假如我不是駕駛著原子（構成的汽車）進城上班，而是直接從家裡進入辦公室的電腦，以電子形式辦公，那麼，我確切的辦公地點到底在哪兒呢？將來，休斯敦（Houston）的醫生將可以透過電信和虛擬現實的技術，為遠在阿拉斯加（Alaska）的病人做精細的手術。儘管在近期內，腦外科手術仍需要醫生和病人在同時同地才能進行；但是，腦力勞動者的許多活動，由於較少時空的依附性，將能更快地超越地理的限制。

今天，許多作家和理財專家發現到南太平洋或加勒比海的小島上寫稿或理財不僅可行而且更有吸引力。但是，像日本這樣的一些國家卻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擺脫對時空的依賴，原因是本土文化抗拒這種趨勢。舉個例子，日本之所以不肯實行夏時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那裡的上班族一定要“天黑”以後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普通工作人員一走要上班比老闆早來，下班比老闆晚走。

在後資訊時代中，由於工作和生活可以是在一個或多個地點，於是“地址”的概念也就有了嶄新的涵義。

當你在美國聯機公司、電腦服務公司或奇蹟公司開戶的時候，你知道自己的電子郵件地址是什麼，但不知道它實際的位置在哪裡。如果你享受的是美國聯機公司的服務，則你的網際網路絡地址是你的識別符號（in）再加上知道現在人究竟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