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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反思，他知道，仁宗寬忍柔弱，非有為之君，因而他的建議得不到採納，不過他自己也有責任，即他雖然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強調以培養人才為核心措施，但並未拿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其建議未免落入空疏，缺乏可操作性。舉賢才畢竟是前人已經說爛的老話題，不能說有多少新意，儘管他說得比較具體，卻也難以收到打動皇帝之心的效果。
王安石認識到，以傳統儒學作為經世濟民的武器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他開始留意經學，試圖從先王之道中尋求改革的理論基礎。經過數年的努力，他的思想開始成熟，新經學的框架已然確立，而且一整套方案在他的頭腦中漸漸成型。
然而，歷英宗之世，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卻屢召不出，一是因為他確實有病，這與他常年讀書太苦、積勞成疾有關，以道德自任的王安石是不會有意裝病的；二是他覺察到英宗皇帝體弱多病，又與太后關係不睦，在這種情勢下，是不可能有大作為的，像韓琦那樣上下和融、左右周旋、力保天下無事不是他之所長，更不是他的目標。
王安石樂天知命，不慕富貴。他知道，時機未到，妄求進取必難有所成就，因此寧可守道以終，也決不折節求榮。他也知道人才缺乏是國家的一大弊端，於是講學授徒，傾盡平生所學為國家培育英才。然而宋神宗的登基卻使王安石的生活為之一變。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四月，宋神宗趙頊登基，從此北宋歷史上新的一幕拉開了。
宋神宗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是一位英氣勃勃的有為之君，他的個性與王安石頗有契合之處，更為重要的是，他少年之時便是王安石的崇拜者。當宋神宗還是太子的時候他的侍臣韓維、孫永都是王安石的好友，經常向他談及王安石如何志節清高、如何學識淵博、如何才氣過人，因此王安石在宋神宗心中早就留下了一個高大美好的形象。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也默領聖心，自此不再推辭，慨然赴任。聖君賢相，龍虎風雲，因緣聚合，一場天回地轉的大變革就此拉開了序幕。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自此正式參與大政，成為熙寧變法的主持人。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下簡稱《長編拾補》）記載，神宗初遇王安石，便道：“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王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王安石明確地指出經術就是經世務，表明他的經術不再是那種儒家的空疏無用的經術，而是與世務打通的體用合一的實學，一種以先王之道為名的新經術。
也是在《長編拾補》中，王安石與神宗論治國之道，神宗問治國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曰以擇術為始，神宗又問唐太宗何如，王安石則言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不足為道。王安石勸神宗以堯舜為法，行先王之道，表明他要選擇的經術不再是儒術，而是切實可行的先王之道，其實就是他所新創的新經學。
王安石所講的堯舜之法，並不是高不可攀的空中樓閣，而是最為可行的平實簡易之法。他指出“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因為“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只是後世學士大夫不能通了聖人之道，不加鑽研，誤認為堯、舜高不可及而已。“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思想，意思是說聖人立法是按照大多數人（中人）能夠接受與理解的水平而制訂的，絕不是依照少數覺悟最高的人的標準設立。“以中人為制”，就是考慮到大多數人的要求，這樣的法令才是易於推行的。簡明扼要，易知易守，這一立法原則不知是堯、舜確實有此思想，還是王安石自己悟出來的，估計後一種可能性更大，反正確實極有價值，直到今天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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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之道（2）
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與要求為準，是王安石變法的基本原則，也是設定新法的主要依據。據此，王安石與神宗共同主持大局，一項項新法相繼出臺，有力地扭轉了多年以來的積弊，使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保證與提高。
當時朝廷面臨的兩大難題，一是貧，二是弱。貧則收支不抵，國庫年年赤字；弱則十戰九敗，歲歲輸錢帛於遼夏。這不僅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更是給國家帶來了洗不清的屈辱。而貧與弱又都是相對的。宋朝的經濟較漢唐發達得多，歲入數倍於漢唐，收入的絕對值並不低，只是開支過大，故入不敷出。宋朝的軍隊數量龐大，多時過百萬，從數量上講，遠遠超過了遼與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