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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這兩首詩別立新意，一時歐陽修、司馬光、曾鞏、劉敞等皆有和篇，然而均不及原作。上篇指出昭君悲劇的製造者不是毛延壽，而是漢元帝——漢元帝自己不能知人，卻怪罪畫工。這一點頗有新意，因為按照傳統的說法，由於王昭君不肯賄賂畫工，毛延壽便故意醜化她的形象，使她未能得幸。王安石卻認為昭君之美，本非畫工所能描繪。連自己宮中之美都不能發現，只能說明漢元帝的昏庸。全篇的詩眼在最後一句，意思是說遇到漢元帝這樣的昏君，留下來同樣沒什麼好結果，於南於北、在胡在漢都是失意，像阿嬌那樣被關在長門宮裡有什麼好？這句其實是對昭君的勸慰，點明南北地域是次要的，關鍵在於是否遇到明君，暗示像漢元帝這樣的昏君，還是離他遠點好，昭君主動要求離開，不失為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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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道繼統（4）
王安石立論新奇而又大膽，矛頭直指皇帝。他強調皇帝的昏明是決定因素，距離的遠近是次要因素。明君在朝，可拔賢士於草莽之中；昏主秉政，明珠映目亦不能識。堯舜在上，草木鳥獸亦潤其澤，無有失意；桀紂臨世，比干文王亦不得免，無有得意。
下篇的詩眼在“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一句。王安石認為所謂漢皇胡酋的恩遇淺深都是次要的，人生真正的幸福在兩情相悅，心心相印。他在這裡表達了一個極為深刻的見解，即不平等的婚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無論遭遇漢帝還是胡王，無論他們的恩顧是淺是深，都不是平等的愛，當然也不是自由的結合，不可能達到心有靈犀的境界，難以產生真正的愛情，也不會有真正的快樂。從這一意義上講，王昭君在胡在漢都只能是悲劇，身不自主，知音難覓，欲語不得，此情何訴，只能是目送飛鴻，手揮哀弦。
這兩首詩揭示了昭君悲劇的真正原因，指出地之南北、處之遠近、族之胡漢、恩之淺深都是次要的，一掃陳說，別開生面，顯示了王安石高人一等的見識與勇氣，在當時給他帶來了很高的聲譽，在後世則招致了惡毒的詆誣。
李壁注曰：
山谷跋公此詩云：“荊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潁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荊公此詩，庭堅以為辭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髮此德言，可謂極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為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脈，未可量也。’”
王回（即王深父）為王安石至交，其猶責“人生失意無南北”混淆夷夏，可見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夷夏之別有多嚴重，黃庭堅雖在少年，卻堪為荊公知音。其實孔子本人並不過分看重夷夏之分，他甚至想“乘桴浮於海”，並不認為夷狄有多可怕，而且有變夷為夏的自信。孔子區分夷夏是從文化與道德的發達與落後而言的，有德者居之，則夷即是夏；無德者居之，則夏即是夷，並不完全從地理位置來劃分。後世腐儒則越來越保守固執，將夷夏當成不可改變的定位，甚至成了善惡是非的標準。黃庭堅最終說服了王回，也使王回理解了荊公。
如果說王回只是對朋友的誤解而已，那麼後來的道學家之流則純粹是惡意的誣衊和攻擊了。又據李壁注，範衝對高宗雲：
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為無窮之恨，讀之者至於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自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
對於範衝的這種羅致罪名的險惡用心與卑鄙伎倆似乎不用明辨，他根本沒讀懂這句詩，或者是裝糊塗。原意是說恩淺恩深皆不足道，何嘗有誰給的好處多就投奔誰之意！不過雖然王回是出於誤解，範衝是惡意誹謗，但有一點他們是對的，即王安石並不看重夷夏之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