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紀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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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於諸監，而朝廷亦當內建工官以總制其事，然後查其精窳之實，而重為賞罰”，就是說要招募天下良匠，同時注意檢查產品質量，重獎重罰，使人人爭勝，這樣就能使質量不斷提高，製造出精品。

神宗和王安石認為有理，就採納了這一建議，設立軍器監，專門負責兵器生產。軍器監集中了全國的優秀工匠，注重質量，賞罰分明，而且鼓勵創造發明，其下設八作司，還有東西兩個廣備攻城作，由火藥、青窯、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窯子作等十一個專門的作坊組成，實行專業生產，並依照各自流程嚴格製作。除軍器監外，還專門設有由內府管理的御前軍器所。御前軍器所規模也很大，役兵、工匠近萬人，神宗還曾堅持讓軍器監與御前軍器所相互競賽，比較優劣。神宗本人也熱衷於軍工產品製造技術的研究與改進，還著有一部一百一十卷的專著。

軍器監設定之後，儘管間或存在擾民的弊端，但確實促進了武器的專業製造，使兵器的質量和數量都有了保證，並且促進了創造發明。更為重要的是，軍器監的設定不僅促進了軍事裝備的生產，還帶動了採礦、冶煉、紡織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對當時尚處於幼兒時期的工業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這一意義的重要性在後世也許要超過兵器生產本身，其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也是今天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然而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新法後來不被廢棄，如果這種大規模的軍事工業進一步擴充套件到民用工業，如果像神宗和王安石這樣關心和支援新技術、新產品、新發明的人物再多一些，宋朝有沒有可能生產出可以用於實戰的精良火器？有了可以比類於近代槍炮的新式兵器，金與蒙古的騎兵還能長驅直入嗎？如果宋朝的工業再發達一些，有沒有可能發明出類似蒸汽機的新機器，讓當時已經出現的石油成為新的能源？可惜一切都只能是假設，否則人類歷史就會被改寫。

由於缺乏有效的後續工作，王安石與神宗的強兵政策不像富國政策那樣成功，近百年的痼疾根治起來實在不易，而守舊派又一直以各種手段從中作梗，想方設法加以干擾破壞，最終在神宗死後對之全盤否定，使這一政策無法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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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科舉（1）

王安石早就認識到，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各項事業成敗的關鍵都在人才，因此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他就提出了一整套培養人才、選拔人才與任用人才的方案。

兵多卻不能打仗，官多卻不能理政，冗兵冗官，是宋朝的兩大弊端。只有數量，沒有質量，有人而無才，人口素質太差，是當時，也是後世存在的最大問題。王安石指出，不僅朝廷缺乏人才，民間同樣未見人才，因而朝廷政令雖善，下面的官員卻不能推行，使之造福於民，而胥吏們反而緣之為奸，擾害百姓。人才不足，使法令無法推行，結果是什麼事也辦不成。

因此當務之急是盡一切可能培養人才。培養人才最有效的方式是教育，而搞好教育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辦好學校，因此辦好各級學校就成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王安石指出古時候從國家到地方都有學校，學校有經過嚴格選拔的教官，學習內容則是富有實用價值的禮、樂、刑、政，還有先王的法言德行、治國方略。

王安石當政之後，便把這些設想付諸實踐。他首先改革科舉取士制度，廢除“聲病對偶”之文，罷詩賦，黜文學，專以經術取士。進士任選《詩經》、《尚書》、《易經》、《周禮》、《禮記》之一種作為“本經”，又須兼治《論語》、《孟子》，稱為“兼經”。要求答卷時不必盡用前人註疏，而是要通曉義理，有自己的理解。這一改革是要求考試內容務必合乎實用，以先王之道，實際上就是王氏的新經學作為主要內容。由於進士主要是擔任各類官員，因而考試的內容理應是與吏治有關的禮、樂、刑、政，詩賦文學則成了不急之務。

對於王安石的這一改革，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作為文學家的代表，蘇軾對罷詩賦十分不滿，認為詩賦易於鑑別高下，經術則理解不同，人各異議，難以甄別，並且古來名臣多以辭賦得中。而二程、朱熹等道學家則對罷詩賦表示支援，只是埋怨不該以新學取士。

王安石還力主興辦各級學校。他不僅擴充了太學的規模，提高太學的地位，還在地方設定州縣學。學校都設有專門的學官負責教授，朝廷撥出專門經費作為開支，使家境貧寒的孩子也有了讀書的機會。同時，王安石還按照早年培養專業人才的設想，設定武學、律學與醫學，培養國家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