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紀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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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非得是武士，文士知兵者也可以為將。他堅決支援本是文官的王韶為將，使王韶終於完成了收復河湟的絕大功業。

王安石察知募兵制的危害後，主張逐步減少禁軍數量，恢復古代兵農合一的制度，以經過訓練的民兵輔助黥兵（臉上刺字的職業軍人），因此他力主推行保甲制。

保甲制於後世評價不一。古代多予讚揚，認為它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保障社會穩定；現代則多予批評，認為保甲制限制了百姓的人身自由，是維護封建專制的工具。其實對這一問題應當辯證看待。

其一，王安石推行保甲制的本意，絕不是加強對內鎮壓，也不是為了限制百姓的自由，其目的不過是想恢復兵農合一的制度，使兵不害農、農不養兵，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減少軍費開支，解決財政困難，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根本目標。

其二，從現代的觀點來看，自由當然是最重要的，無論什麼制度，只要妨害了百姓的自由，就必定是邪惡的、應當廢除的。然而在民不聊生的古代，在生存權完全沒有保證的情況下，百姓的第一需要是安定，是保證生命財產安全。保甲制不僅維護了官府和地主的利益，同樣也維護了貧苦農民的利益。

人們往往會認為盜賊的第一目標是富戶，其實受侵犯最多的是倒是窮人，道理也很簡單，富家大戶固然錢多，但大多與官府有勾連，是動不得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成本和風險值過高，何況他們本身有可能就是盜賊的後臺。只有無權無勢的農民可以任意欺負，他們有冤無處申，有苦無處訴，被搶也就被搶了，官府也懶得理睬。盜賊未必都是梁山好漢，其實從古到今，絕大多數盜賊都是十惡不赦之徒，他們是不會因為農民貧窮就大發善心的。貪官、盜匪、劣紳，對農民來說都是老爺，都將農民作為搜刮與欺侮的物件，而且他們往往勾結在一起，有的甚至一身而兼三任。結果是農民只能忍氣吞聲、甘受酷毒。

曾鞏對新法不盡贊同，但他對保甲法卻堅決支援並極力推行，甚至在朝廷未曾頒行之前他就已經在地方進行了試點，並且卓有成效。以曾鞏的治績為例，可以看出保甲法保護的是所有善良民眾的利益，甚至主要保護的是貧苦農民的利益，因為組織起來的貧民們有了自我保護的能力。

推行保甲制，以民兵取代募兵，可以大量節省軍費，因為保甲費只是養兵費用的十之一二。實行保甲制後，禁軍缺額不再填補，自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始，這筆節省下來的費用專門貯存於各路提點刑獄司的倉庫中，以備邊防急需，數量相當可觀。宋軍也並未由於禁軍減少而減弱戰鬥力，可見保甲制的推行確實促進了國家財政狀況的改善。

王安石推行保甲制也是面臨很大壓力的。守舊派指責王安石讓貧苦農民練習武藝是有意使之為盜，甚至大肆製造保甲多為盜賊的輿論，他們害怕農民武裝起來之後會謀反作亂，危害社會治安，神宗本人對此也心存疑慮。從保守派的言論可以看出保甲制並不是對付貧苦農民的，表明在對待農民的問題上兩者態度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信賴並依靠農民，保守派則害怕並防範農民；王安石認為由忠厚老實的農民經過訓練之後所組成的民兵足以承擔起保家衛國的重任，其戰鬥力可能會超過由無賴遊民組成的禁軍，保守派則多認為民兵是烏合之眾，遇敵必然“奔北潰敗”，而且一有災荒則必生內亂，為國之患。

強兵之方（3）

以將兵法整頓禁軍，以保甲法訓練民兵，是提高兵員素質的兩大措施，而王安石推行的保馬法，則保證了軍馬供應。過去都是由官府負責軍馬放養，不僅費用極高，而且效果不佳，馬多瘦弱不堪用。實行保馬法後，改由民間認養軍馬，獎罰分明，要求保證質量，效果就很好。開始是一戶養一匹馬，富戶才許養兩匹，後來政策放寬，培養了一批養馬專業戶，馬匹的質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本也大大降低。保馬法的實施再次證明：官辦事業成本高、產出低，不如民辦；而專業化養殖又勝過分散養殖。

將兵法、保甲法使兵強，保馬法使馬壯，兵強馬壯還不夠，因為武器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當時武器生產缺乏管理，又無制度可言，兵器粗劣，甚至有以紙為甲者，可見，軍隊戰鬥力差，武器不行也是重要原因。

面對這一狀況，王安石的兒子王雱上言，建議“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處”，規模化集中生產，提高效率；並“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就是說使懂行的官員專司其事，讓內行做領導，並且讓這些人保持相對穩定的職位，以便加強管理；同時“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