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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稱周公禮賢下士——周公自言結交的一等大賢十人，二等賢士三十人，三等百人，四等千人。王安石則認為這是荀子誤會，因為真正的周公不可能私自結交士人。他指出：“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聖人為政，無為而無不為，是因為修立法度，天下行之而已，故雖上無勞而無事不辦，無所不治。三代之制，特別重視學校，建立庠、序、學三級學校，並且養賢於學、育賢於學，將學校作為講習法令、宣傳法令的重要場所，賢士得到高度的尊重和優厚的待遇，即便是尚未起用的賢士，也同樣不乏尊養，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不會為衣食擔憂。這才是周公待士之道。
總之，王安石主張立法以興學養士，使之成為法定的政府行為，而反對將之變成個人行為，認為私交賢士是戰國亂世之俗，結交公卿以謀利者只是毛遂之類的奸民，並非真正的賢士。他又引前述孟子對子產的批評，指出：“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為政治國最重要的是立法，且立善法，立善法推行於一國則一國大治，推行於天下則天下大治。不能立法，只靠個人行為辦事，而想達到天下大治、人人歡悅，恐怕天天勞累也是不可能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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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2）
王安石認為立法興學是養士、育士的最好的辦法，這一思想是極為深刻的，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學校是彙集人才、尊養人才、培育人才的最好處所，將最優秀的人才集中於學校，提高其待遇，使學校成為各個行業、各個部門的人才儲備庫和養成所，成為道德學問的象徵、社會經濟的發動機，這不僅是三代盛世之制，也應當是今天應當大力推行的制度。
王安石突出立法的作用，認為立法完備，國家必能大治。他將立法權歸於君主，這也是那個時代必然的選擇。而且他認為君主最主要的職責就是立法，一旦完成了立法工作，就可以無為而治了。在《周禮·春官·內史》的註解中，他指出：“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太宰有八柄詔王馭群臣者，明道揆於上，而所掌者，非特法守而已。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而下，而道揆有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謂之王之八枋之法，則法自王出故也。”上下之分，主要是君主掌握道揆（揆，即把柄）權柄，負責立法，群臣只是謹守法令，負責執行。太宰掌八柄，是代表君主以道揆駕馭群臣，所掌管的並不只是執法，更重要的是協助立法；內史掌八枋，是代表君主治下，只是謹守法令而已，無權參與立法。稱之為八枋之法，就表明內史所掌管的只是法令而已；稱之為君主的八枋之法，則表明八枋之法同樣是君主制訂的，內史只管執法和解釋法令，沒有立法的權力。
將立法權歸於君主，可以防止政出多門，保證政令的統一。立法是最為重要的，君主必須全心全意搞好立法，立法問題解決了，其他事情就好辦了。因此王安石極力主張君臣職責分明，君主立法於上，群臣執法於下，君道無為，臣道有為，不可相混。若讓臣下立法，則是太阿倒持；若君主事必躬親，立法執法都要管，則什麼都管不好。宰相則處於一個比較特殊的地位，總理百揆，於上有責任輔助君主立法，於下又統領百官執法。
王安石這種將立法與執法分開、上下各司其職的思想頗有價值。他在與神宗討論治術時稱：“王公之職，論道而已。若道術不明，雖勞適足自困，無由致治。若道術明，君子小人各當其位，則無為而天下治，不須過自勞苦紛紛也。”他指出王公（實指君相，王則君王，公則三公）的職責就是坐而論道，就是立法度、明道術。法度立而道術明，則上下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則不勞而治；相反，若法度不立、道術不明，則勞而無功。王安石向神宗多次強調這種不勞而天下治的思想，勸導他抓住根本，莫管細務，而神宗卻恰恰是一個愛管小事的人，結果芝麻、西瓜都沒抓住。在王安石離職之後，神宗的這一毛病更加突出。
王安石重視法治、強調立法，同時對嚴格執法也十分關注。他在給神宗的一份奏疏中指出：“臣以為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