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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安石曰：“若然，亦非人主所謂利也。”
神宗所言是說義就是利，義與利不矛盾，只要順乎義理而行，自然有利。雖然這也是強調義與利的統一性，但又有孟子“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的痕跡，強調只要順乎仁義，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王安石則順著神宗的意思加以發揮糾正，一方面指出“利者義之和”，利就是義，有義必有利；一方面又強調“義固所為利也”，義的目的就是利，表明求利就是求義，求利是高尚的，並不可恥，義如果不與利結合，就是虛說。他有意將利置於一種更高的地位，以糾正對利的偏見。
曾公亮則指出義與利並不是完全統一的。公家與百姓的利益其實是矛盾的，有利於公家而不利於百姓，公家利多而百姓利少，則不能稱作義。曾公亮的話是別有深意的，守舊派每每指責新法與民爭利，有利於公家而不利於百姓，但這裡所說的百姓是有特指的，並非真的是指全體百姓，而是指上層官僚、富豪。曾公亮再次強調義利矛盾，強調“百姓利益”，就是堅持上下利益是矛盾的，認為公平分配比發展生產更加重要，而他們的公平分配，其實就是讓上層官僚、富豪多得，朝廷和下層百姓少得。
變風俗（4）
王安石知道曾公亮的意圖，針鋒相對地予以還擊，指出只是有利於公家而有害於百姓的利並不是人主所說的利。只利公家而不利百姓，其實就是不公平分配，這本是不義，不義則無所謂利，義則利，不義則不利，正說明義與利是統一的。王安石所主張的利，是從發展生產、創造財富的角度來說的，這種利是既有利於公家，又有利於百姓的，是將蛋糕做大，讓大家都能多分一點。守舊派則根本不相信蛋糕會做大，只拘泥於分配問題，而且要求本階層得到最大的份額，這是雙方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為了改變義利矛盾和重義輕利的舊俗，王安石多次強調言利與理財的合理性。在《答曾公立書》中，他指出：“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佔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利吾國，則是整體利益；利吾身，則是個體利益，二者都是合乎義的。富豪之家，奢侈無度，以至豬、狗食人之食，對此必須加以檢束；窮人遇到災荒戰亂，衣食不繼，以至餓死野外，對此必須發賑救濟。因而政事就是理財，理財就是最重要的政事，就是義。《周禮》之中理財的內容佔了一半，難道周公是謀求不正當利益嗎？
將政事歸結為理財，將理財稱為義的內容，這裡面既包含義利統一的精神，又頗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認為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意味，由此王安石的勇氣和見識之超卓可見一斑。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大多數都與理財有關，這表明他的理論與實踐是統一的，他確實是將經濟問題作為最重要的問題。
王安石義利統一、重視經濟的新思想意義重大。義利觀對於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傳統的義利觀都是主張義利矛盾的，不僅中國如此，西方亦然。早期的基督教同樣認為財富就是罪惡，認為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同時鄙視勞動，將勞動視為上帝對人的懲罰，是窮人所操的賤業。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是不可能發展經濟的。只有到了近代，基督教新教才解決了義利統一問題，認為工作是上帝賦予人的神聖職責，勞動是自我修煉的方式之一，節儉是最重要的美德，如此才賦予勞動、賦予財富創造以合法地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準備了思想基礎。
前文已述，儒家一向是鄙視生產勞動的，認為這是小人之事；道家則反對任何技術革新，認為這都是使人心術變壞的事。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要想發展經濟只能是痴人說夢。佛教原來也是反對生產勞動的，認為勞動殺生、生產求利，都不利於修行。禪宗則對印度佛教的勞動觀進行了根本改造，確立自食其力，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則。勞動創造財富的思想由此得到了極大的尊重，不僅不再是修行的障礙，反而成為修行的重要方式，所謂“擔水劈柴，皆是妙道”已經成為禪門慣稱的格言。到了宋代，佛教（主流是禪宗）的經濟功能更為強化，已經不限於耕作了，除了一些與殺生有關的行業外，可以說都能看到佛教的影響。
王安石的勞動觀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他對勞動者一向是尊重且同情的。大概是在三十一歲任舒州通判時，他寫了一首《慎縣修路者》，表達了對修路者的尊重：
畚築今三歲，康莊始一修。
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憂？
戮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