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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科舉（3）
王安石指出，官員久其任，一是可以有長期的規劃，才得兼備者可以盡力畢其功。而濫竽充數者則會因為顧慮日久必見原形，糊弄一時沒多大用處，也不得不勉力為之。至於那些真正全無才學者只好自己辭避而去，因為早晚會露馬腳。因此採用“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則賢者必會脫穎而出，取之必已詳。
對官員一方面要久其任，另一方面還須合其宜。人的才能不僅有高下，還有專攻。知農者當為后稷，知工者當為共工，使之在能夠發揮其專業特長的崗位上任職，則必能成功。這一點往往為人所忽視，由於古代分工不明，使人注意不到人才的專業性，以為賢者處處皆賢，不肖者事事不肖，不明白人人皆有長處，同樣又都有短處。舍其長而用其短，則所用皆愚；避其短而取其長，則天下皆才。王安石是較早認識到專業分工的有識之士之一，並且力主培養各類專業人才，後來朝廷設定武學、律學、醫學等就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
在《上曾參政書》中，王安石指出，使用人才必須“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如此“使之左則左，使其右則右，可也”，也就是必須考慮人才本身的特點、利益與要求，將之置於一個最合適於他的位置上，絕對不能盲目安排。他堅決反對那種以“使其左則左，使其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為“人臣之義”的觀點，或者說他事實上是主張個體本位的，反對以整體的名義侵害個體，以集體的名義損害個人。
取之已詳，使之已當，處之已久，尚且不足，還須任之以專，“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宋朝之時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強化，大臣的地位和權力更加萎縮，文官武將，上下臣僚，諸事都不敢自專，也不能自專——都得聽命於皇帝，這也是皇帝事無鉅細、一一過問的原因。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者得保高位；奮發有為、勤政親民者每遭貶黜。無過便是功，有功便是過，這也是風俗日下，以苟且偷容為安、以進取圖新為過的根本原因。這種狀況持續已久，上下因循的積弊也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成了凝固在人們頭腦中的痼疾。
任人不專在軍事上的危害更大。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因為軍隊有軍隊的特殊性——保持將帥威信，是打勝仗的前提。而宋朝以兵變開國，唯恐他人效仿，因而將兵權收歸中央，將領既不瞭解下屬，又無任事之權，甚至怎麼打仗還得依照皇帝交付的陣圖，因而雖有猛將也無法克敵制勝。
王安石在《省兵》一詩中便指出“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是軍事失利的重要原因。在收復河湟的過程中，他頂住各方的壓力，甚至還有來自皇帝的壓力，堅決支援王韶，予之專任之權，使之終獲成功。可惜後來神宗不能吸取經驗教訓，一味信任宦官，不肯重用大將，結果導致軍事上的嚴重失敗。神宗本人也因悲憤過度，傷了身體，過早辭世。
王安石在任用人才與教育方面頗富超越時代的真知灼見，在他當政時期也選拔了不少得力人才，如呂惠卿、曾布、王韶、薛向、李定、章惇等，這些人都成為了推行新法的中堅力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績。王安石留下的寶貴的教育思想則更加重要，在中國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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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風俗（1）
富國強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標，達成這一目標就需要培養大量的人才。而國家積貧積弱、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是風俗日薄、法度不立，因此當神宗問變法以何為先時，王安石明確表示：“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所謂變風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取代陳腐的儒術，使皇帝擇堯舜之術而行之，自上而下，從而達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目的。儒家思想的弊端當時已經暴露無遺，成為變法革新的主要障礙，不革除這些弊端，改革就不可能推行下去。變法派與守舊派的爭論，不光是在具體的法令和措施上，最主要的還是在指導思想上。
雙方爭論的焦點，首先是在變與不變、創新還是守成方面。
守舊派清一色地堅持不變，其依據則是儒家重視守成的思想。儒家重視對傳統的繼承，重視穩定，因而害怕變異，孔子就曾經說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