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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應當知法懂法的，免得他們鑽法律的空子。他還稱“能知道義，則自與法律冥合”，道司馬光手書義就是法律，不需要專門學習，這顯然是以道德取代法律的陳舊觀點。他對法律本身也表示不滿，認為學習法律，就是“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如此沒當官時就已經變得刻薄，從政之後又怎麼可能成為好官循吏？因而設明法一科，不利於“長育人才，敦厚風俗”，理當罷去。
看來司馬光根本就不懂法律，大概他還以此為榮，因為在他心目中，法律不過是刻薄小人所為的羅致他人罪名、懲罰他人的醜惡之事，一學法就會變壞，一執法豈不更糟？按照這種理解，法律根本就沒必要設定，監獄應當統統廢除，光談詩書禮樂就行了。只要不談法律，風俗就會越來越敦厚，官吏就會越來越循良，犯罪現象就會不復存在。當然司馬光本人也沒有幼稚到這個程度，他上臺後並未停止對內鎮壓，只是不願意承認。
從字面意義上看，王道絕對勝過霸道，尚德絕對高於尚力，禮治當然超過法治（這裡的法主要指刑法），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希望當政者是堯舜，使百姓享有最大的自由，根本感受不到上面還有統治者；也希望生活在一個完全沒有暴力、沒有強制的社會里，更盼望沒有犯罪、沒有監獄，所有的人都是溫文爾雅、和和氣氣。然而這一方面要建立在人人性善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只是人們美好的理想和未來的目標，因此它也許永遠只是一個設想，無法變成真正的現實。
儒家最大的缺點也許就是將理想當成現實。假如人人都性善的假設真的不是假設，也許就應當只要王道、不要霸道，只尚德、不尚力，只講禮治、不要法治。但在現實社會中，對於十惡不赦、不可理喻的壞人講王道無疑是對牛彈琴，對他們無論怎麼教化都不會有用，對這些惡人大講王道禮教，就等於是縱容犯罪。腐儒（可惜在當時的儒士中佔多數）不管現實是否符合他們的理想，只把理想當現實，並且在這方面表現出了驚人的固執和自信，因此總是大談王道德治，對他們的教化能力盲目推崇，不願承認世上確有化導不了的惡人。
儒家另一個缺點就是重名輕實。既然王道比霸道好聽，尚德比尚力高尚，禮治比法治溫柔，乾脆就對後者羞於道及，彷彿一提刑罰就刻薄寡恩，就會敗壞風俗，一談德教就溫柔敦厚。然而他們並不是真的愚蠢到要廢棄刑罰，只是要心照不宣，可以做，不能說。這就使儒家顯得極其虛偽。如司馬光之輩，一方面推崇禮治德教，儼然君子，但對包辦婚姻的犧牲者阿雲卻毫無同情心，非要置其於死地，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阿雲以妻殺夫，犯了綱常禮教，非要重懲不可，對觸犯禮教者不可以禮教化之，這就是腐儒的邏輯，一到事實面前，就足以顯出禮教的虛偽與殘酷。
王安石則主張二者並重，不可偏廢。他縮小了王道與霸道的距離，認為此二者皆是講仁義禮信，只不過一是發乎內心，自然而行；一是以之為名，示之以仁義禮信而已。在他當政初期，即改變舊制，主動參與刑名。按照舊制，刑事案件只歸審刑院、大理寺處置，位在中書省的宰相、副相不加過問，這並不是司法獨立，而是表明對刑名不甚重視。在他出面過問刑事案件時，宰相曾公亮不以為然，王安石則據理反駁，認為如果審刑院、大理寺用刑不當，中書就應當過問，不僅中書應當過問，遇到重大案情，眾議不決時，中書還應當上奏皇帝，聽候聖裁。他主張由帝王親自過問刑名，表明他對刑名十分重視，也是對腐儒輕蔑法治進行的有力還擊。
王安石認為必須直面現實。現實既然是有善有惡，法制就應當有賞有罰。在《尚書新義》中，就有“敢於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訖，凶德不可忌”之語，主張對民應有恩有威，對壞人該殺就殺，不必忌諱其有兇殘之名。這本來是大實話，也是治國應當推行的制度，卻被後世儒者大加貶斥，說這有害禮教。是不是道學家當政之後就唯德無刑、民免誅戮了呢？其實不然，明清之世程朱理學大盛，結果更加專制，文字獄大興，百姓動輒得咎，看來可以做、不能說就是作為封建統治工具的理學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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