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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3）
《宋史·許遵傳》對此案有比較詳細的論說。阿雲只是許嫁，未行婚禮，因為她不願嫁給醜陋的夫婿，便乘其在田舍睡覺時以刀砍之，其未婚夫身受十餘處創傷，一指被砍斷，卻僥倖未死。負責查案的人懷疑是阿雲所傷，對其進行審問時，阿雲開始沒有承認，審案的官吏欲加刑掠時，阿雲才道出實情。當時的知州許遵認為阿雲納采訂婚之日，尚在服母喪，因而這一婚約是不合法的，只是平常的殺傷，不能算是殺夫。獄上於朝，有司定為謀殺已傷，主張處以絞刑。許遵對此表示不服，認為阿雲一被審問便承認，應判為自首，不當重懲。這起案件被報到刑部，刑部官員認為許遵太狂妄。不久許遵判大理寺，重提此案，認為刑部議罪不公，阿雲應當以自首減刑。自首而不減罪，則後日無人肯主動認罪，也不合疑罪從輕之例。於是朝廷命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重議此案，司馬光等人仍主張以謀殺論罪，應當處死，王安石則贊同許遵。
司馬光等士大夫大都是贊同男尊女卑、包辦婚姻的，他們對阿雲有的只是痛恨而無任何同情心，認為以妻殺夫，罪加一等，因而堅決主張判阿雲死罪。王安石則對阿雲非常同情，認為阿雲雖是謀殺，但受害者並未致死，而且阿雲有自首的行為，應當從輕減刑。王安石依照刑律對司馬光等人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將此案定為謀殺致傷，因自首減二等，使之免死。神宗因王安石所言既與律合，又為犯罪者開了一條自新之路，便採納了王安石的意見，將此定為律例，使凡是本人自道者皆為自首，減二等論罪。
王安石主張依法辦案，堅決反對妄以人情改變律令，在這方面他有時顯得十分固執，不近人情。據說有這樣一個案例，一個少年獲得一隻善斗的鵪鶉，他的同伴求之不得，便自恃二人交情深厚，硬將鵪鶉拿走了，結果少年一氣之下，追到門口將他殺了。開封府判少年死罪，王安石卻對此不服，指出按照法律，無論是公然搶奪還是暗地竊取，都以偷盜論罪。朋友不與卻硬將鵪鶉搶走，就是劫盜，故少年追殺之是捕盜，雖死勿論。此事鬧到上面，審刑院、大理寺都認為開封府的判決正確，王安石的意見不足取，詔令王安石謝罪，但他卻拒不認錯。
這一故事出自其政敵之口，真假難辨，很有可能是用來攻擊王安石執拗、不近人情的杜撰。即便是真的，也只能說明王安石是一個嚴格依法、死摳法律條文的認真得近乎固執的人。少年因小事殺人固然不對，但對方確實是公然搶劫，以盜論處並無不妥。按照當時的刑律，捕盜確實無罪。假如當時也有辯護律師一說，王安石的辯駁確實十分有力。有司定之死罪，是因為二人平時關係親密，強取者只當是朋友之間的玩笑，並不認為是劫盜犯罪，也沒想到會遭追殺，開封府便認同強取者的想法，不認為是劫盜，這樣少年的行為便成了故意殺人了，故罪當死。其實開封府及審刑院、大理寺的看法是有偏頗的，不能單方面認同強取者的看法，難道朋友之間就可以硬奪硬搶嗎？或者說只是一隻鬥雀，朋友拿去玩玩何妨，何必因此殺人？其實一隻鳥同樣是個人財產，也是拿錢買來的，硬拿就是搶劫。王安石的固執只是說明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條文判案，不可隨便摻雜人情因素。
王安石還主張大量培養法律人才，讓一批懂法知法的專門人才擔任執法者。他認為法學是一門專門的學問，而且是與百姓的生命財產息息相關的大事，讓那些只透過詩賦考中進士的人做官審案，等於是問道於盲、草菅人命。因此他在當政之後，便添設了“明法”科，考試律令、《刑統》大義和判案，後來又規定所有考中進士和各科的人都必須再參加一次“律令大義或斷案”的考試，合格者才委任官職，這是因為中進士和各科者都有可能出任地方官，而地方官大都得負責審案，讓不懂法的審案，就根本不可能公平判決。
王安石重視法律，大力培養法律人才，主張官員必須知法，這本是一件大好事，卻遭到守舊派的冷嘲熱諷和肆意破壞。蘇軾做詩言“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對此大加嘲諷。在他們心中，王道勝過霸道，尚德勝過尚力，禮治勝過法治，甚至連刑名法術的字眼都是罪惡、是他們這些君子恥於道及的，彷彿治國根本用不著法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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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4）
蘇軾無權，只能發發牢騷，而司馬光一上臺，就在科舉方面首先廢除了明法一科。司馬光的理由很簡單，他稱律令是當官的人才需要了解的，沒必要讓普通計程車人預習。也就是說，只有統治者才有必要、有資格知法懂法，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