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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開始就做好了向流俗開戰的準備，並且鼓勵神宗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進。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的一次談話中，王安石對神宗說：“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稍自卻，即坐為流俗所勝矣。”
王安石認識到，變法既是國家與壟斷階層之間的利益之爭，又是代表自由創造精神的新思想與陳腐、落後、保守的舊思想之間的觀念之爭，無論是哪一方面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並無調和與迴旋的餘地。王安石很清楚，敵我雙方實力相差十分懸殊。表面看來，革新派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有皇帝坐鎮撐腰，有王安石統領中樞，掌握著中央大權。而且王安石的學問在當時無人能及，新派骨幹絕大多數都是既有吏才、又明經術的務實的學者，而新學是集諸家之粹的體用合一的經世致用之學，較之於陳舊的儒家學說有明顯的優勢。其實不然，神宗革新的熱情很高，除舊的魄力有限。雖然他是革新派的堅決支持者，但又不能將之完全歸屬於革新派陣營之中，因為他其實是凌駕於革新派與守舊派之上的調和者、統帥者，而保守派的陣營是極為強大的，除了神宗之外，皇族貴戚絕大多數屬於這一陣營，其中更是集中了大多數上層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這個陣營有權有勢，在政治、經濟、輿論上都處於壟斷地位；保守派所代表和奉行的舊觀念則更是根深蒂固，在這方面其壟斷地位比其權力的壟斷更加可怕，由於其觀念的基礎是統治中國思想界已然千年的儒家思想，因此在事實上是很難動搖的。
王安石面對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戰鬥精神。首先他認為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是以道勝流俗、以自由勝壟斷、以公平勝特權。革新派站在真理與正義一方，不是為了謀求個人私利，無私者當然無畏。他還意識到，歷史進入一個關鍵時期，中華民族和大宋王朝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緊要關頭，如果改革能夠順利進行，能夠衝破壟斷階層與陳舊觀念的重重阻撓，就會使社會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就會迎來經濟初步繁榮的新時代，不僅會實現富國強兵的首要目標，還能完成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脫胎換骨的大變革。反之，如果改革失敗，中華民族與大宋王朝就會迅速衰敗下去，非但不能發展壯大，恐怕連生存都無法保證。在四夷強盛、國勢日衰的情況下，單純的保守是根本守不住的，只能是迎難而上，知難而進。
在敵我雙方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弱小的一方要想取得勝利，一要靠謀略，二要靠勇氣。兩軍相遇勇者勝，勇氣往往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法寶。王安石在這方面確實表現出了百折不撓、一往無前的精神，面對重重壓力，面對保守派氣勢洶洶的圍攻，他如同中流砥柱，巍然屹立，使得改革的戰車戰勝重重阻撓，堅決向前。
王安石清醒地認識到，保守派是極為頑固的，想讓他們支援改革無異於與虎謀皮，是根本行不通的。假如對保守派妥協退讓，謀求他們的允許，改革也就不再是改革了，只能成為不疼不癢的小打小鬧，起不到任何作用，最終會走向失敗和流產。保守派也絕對不會因為改革派的退讓而將心比心，各退半步，他們會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地攻擊改革運動，直到將其徹底扼殺。
在雙方實力均等的情況下，一時的妥協還不會造成太大損失，不會打破局勢的均衡，但在實力懸殊的條件下，弱小的一方稍有退步，就等於宣告死亡。因為弱方取勝主要靠的是氣勢，一旦氣勢上被比了下去，就可能全無勝機，甚至會導致速敗、慘敗，再不可能有翻身的機會。因此，王安石主張堅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決不妥協退讓，對於反對改革的人，不論其地位有多高，權勢有多大，同黨有多少，都不能受其左右。
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強烈的自信和無堅不摧的勇氣，他也經常以此鼓勵神宗。然而神宗對於改革可能會遇到的阻力準備不足。也許他的優點是能夠廣泛聽取不同意見，但由於自信不足，他不是透過聽取不同意見來修正改革存在的問題，而是經常動搖不定，往往為異論所動，對改革本身產生懷疑，隨時準備向後轉。這就使得保守派有了可乘之機，不時透過各種渠道向神宗詆譭改革及改革者，試圖阻撓改革的步伐。
向流俗開戰（2）
神宗總希望兩全其美，一方面能讓改革順利推行下去，一方面又不會受到太多的反對。他想走一條阻力最小的改革之路，但事實上，這在當時是走不通的。由於神宗雖然立志改革，但在如何改革方面缺乏明確的認識，並非“術素修而志素定”，因而容易動搖。在青苗法受到韓琦等一批位高權重的大臣的反對時，神宗甚至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