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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酸落淚”,這是當年人們閱讀《人到中年》時很多男性評論家都不掩飾的真情實感。大概是陸文婷生命垂危時讓丈夫給女兒扎小辮兒、給兒子買白球鞋的叮囑,她在死亡之水中沉沒時,請求孩子們“原諒媽媽不得不一次次縮回向你們伸出的雙臂,推開你們撲向我的笑臉”的眷戀,以及她恨不得跪倒在地,向丈夫表示“沒有你,我活在這世界上索然無味”卻又沒能“報答你”的懺悔,最能使人為之動容吧?《人到中年》主要是透過身心交瘁的陸文婷昏迷中的幻覺,回顧她那艱辛的生活道路,特別盡情地渲染了她內心深處的感情。凡能真切赳表達人之常情的作品,都能觸動讀者的心絃,從而取得良好的效果,這在今天看來是不足掛齒的常識問題。但在當代文學史上,敢於在文學作品中毫無顧忌地渲洩人之常情只是在七十年代末才出現的現象。在建國後的數十年間,巴人因呼喚“魂兮歸來,文學作品中的人情”而遭到無情的打擊;《達吉和她的父親》因抒寫了父女之情引起不小的爭論;舊版《青春之歌》裡的林道靜同餘記澤決裂後,偶然路過舊居向門縫裡張望時剎那間藕斷絲連的感傷被指責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原版《紅旗譜》中農民嚴志和在兩個兒子全都被捕入獄後的痛不欲生,則被改寫成預感到要當亡國奴的命運後投河自殺的屈原式的憂國憂民;至於“文革”期間的作品中女英雄阿慶嫂或江水英們一律作“活寡”、“絕戶”狀的矯情當然就不值一哂了。所以諶容成功地運用這種藝術手段描繪陸文婷的形象,在1980年時就是一種突破。
人們更不會忘記小說中佳佳生病的那一節。它顯示了作者在表現主人公豐富而多層次的感情方面所達到的力度和深度。陸文婷接到女兒病重的電話後的不安,最終由“一雙雙病人的眼睛取代了佳佳的位置”的心理發展過程,寫得平易、自然。因為對陸大夫來說,這種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被察覺的“先人後己”、“人而忘己”的犧牲行為已成為習慣和本能,無須在雷鳴閃電中耳畔響起些豪言壯語或偉人名言後再決定取捨,可謂“從善如流”了;而她下班後抱著佳佳在醫院中的舉棋不定,為女兒的護理和兒子的午飯而焦慮、煩躁、內疚,以及那“啃著乾硬的冷燒餅,呆呆地望著這間十二平方米的小屋”的說不出的悽楚,極富生活氣息、極具人情味地表現了在如此窘迫的處境中慈愛的母親和正直的醫生兩種角色難以統一的痛苦,這種痛苦是深廣的。佳佳生病這簡單而又耐人尋味的一節,是陸文婷幾十年的生活狀況和心態的縮影,也是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和職業婦女境遇的典型場景。想當年,諶容自己就忙得沒時間給小女兒梳小辮兒,七歲的小姑娘看著小女伴頭上扎著蝴蝶結的辮子曾懷著怎樣複雜的感情衝著她喊:瞧瞧人家的媽媽!這句話顯然深深地刺痛了諶容。大概正是這種無法償還的感情債務的壓力和痛苦,轉化成了小說中精彩段落的藝術魅力吧。
當然,我們透過淚水看到的,是集中、鮮明地體現在陸文婷身上的中國當今大多數中年和老年知識分子的特徵:她的正直善良,她的謙遜質樸,她的忠誠堅韌,她的清貧刻苦,她的事業心,她的責任感,她在強暴和權勢面前的不卑不亢、文靜端莊,她雖然無職無權無名無位溫柔隨和,但憑手術漂亮要求嚴格而令護士們產生的敬畏,都充分顯示了一種人格的力量,知識的力量。這正是“物美價廉”的中國牌知識分子僅有的寶貴財富和安身立命的基礎。鄰居陳大媽對陸文婷夫婦的一間小屋、兩身布衣、三餐粗飯、被褥單薄而書籍豐厚的生活感到不可思議,諶容卻捕捉到了這對書呆子於繁星滿天的夏夜在悶熱的陋室裡安寧而又充實的夜讀圖,準確形象地展示了知識分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諶容在十分細緻地描述陸文婷在進修大夫們的圍觀中做角膜移植手術的過程時,情不自禁地欣賞著“她那一雙看來十分平常的眼睛放出了異樣的智慧的光芒,顯得很美”!諶容由衷讚歎的這種智慧美,大概就是她1979年秋天在北京同仁醫院體驗生活時獨特的感受和發現。
當然,陸文婷形象不會贏得所有讀者的理解和認同,那些認為她給我們“豔陽高照,蓮荷盈盈”的生活投下陰影的說法姑且不論,我親耳聽到一些激進的青年責問:“若是大家都如陸文婷這般'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地逆來順受,中國還會有改革麼?”這話並非毫無道理,陸文婷身上確實有歷史和時代賦予他們這一人的長處和侷限。但她的性格中外柔內剛的一面也是不應忽略的,這不僅表現在她對闖進手術室的“造反派”們的橫眉冷對和對焦部長及其夫人的不卑不亢,尤其在各級大夫簇擁著眼科權威孫主任查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