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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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親。中斷學業，自食其力，不知她當時是否感到過痛苦，但這樣的政治抉擇對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來說是夠嚴峻、夠沉重的。她先後考取了部隊文工團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薰陶令她在歌舞和書籍之間更鐘情於後者，於是這個出版社門市部的小小營業員，便常常揹著書沿著嘉陵江走向工廠礦山去賣書，從此同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至過了三十年她成名後，人們得以借“從賣書到寫書”之題大作文章。也許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報社讀者來信組工作，白天分發來稿來信、夜裡記錄廣播新聞之餘拼命讀書的諶容，並不曾有過當作家的自我設計，但她自修了俄語和全部高中課程，廣泛涉獵瞭解放區文學和蘇聯文學，於1954年考上了當時的北京俄文專修學校（即後來的北京俄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今日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為新中國第一批調幹大學生，實際是為日後登上文學殿堂奠定了基礎。起初她似乎很順利地走上了另一條道路：讀書，入團，結婚（丈夫是《人民日報》的範榮康），1957年畢業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先當音樂編輯後任俄文翻譯，家庭、事業美滿，真像“幸福的生活萬年長”的樣子。

然而，命運之神或說是義乙女神卻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紀的女作家中沒有諶容。他們讓神經官能症之類的多種疾病把她擊倒在打字機旁，在1962年逐（精簡）出中央機關，而北京市的中學也不敢接納一次次暈倒在講臺上的病號，她只好回到北京市教育局，吃“勞保”，待分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孤獨，“閒”的慘痛，成為她人生舞臺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為了尋找精神寄託，她讀書，集郵，習畫，聽戲，操持家務，這一切都豐富了日後她寫作的小說的細節，卻沒能使她的靈魂得到解脫。雖然拿著“勞保”在家中做賢妻良母的，無論是六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都大有人在；雖然在《真真假假》裡諶容寫過“烹調是通向家庭幸福的橋樑”；雖然她多次讓自己筆下的陸文婷們、阿璋們抒發對丈夫、兒女和家庭的歉疚、負債的感情，但作為一個有知識、有理想的新中國女性看來，“烹調蒸煮、縫紉洗滌”“只是家庭的需要，並不是社會所需要的。我畢竟還是一個對社會沒有用處的人！”在諶容式的詞典裡，安於對社會沒用即是“沉淪”。看來“自擾”的未必都是庸人。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價值觀念中社會責任感或使命感或義務感這些“自尋煩腦”、“自討苦吃”的信念和感情，在諶容這一代人身上更被革命激情強化得執拗而狂熱，她心無寧日，苦苦求索，終於在各種嘗試中豁然開朗：“病體不能堅持八小時上班，有一小時的健康還不能寫點什麼？”於是她走上了文學之路。古今中外的作家們進行文學創作的動因是多種多樣的。憤怒出詩人，病痛也可以出詩人。諶容視文學為生命，倒不是以文學謀稻粱，而是謀生存的高質量，高品位，尋求自身生命存在的最佳形態。她稱文學是自己在“痛苦中的抉擇”，殊不知，這一抉擇給她帶來的是更多更深的痛苦，這大概就是“人生識字痛苦始”吧。

當然，這痛苦主要不是指所有作家都體味到的文學創作的艱辛。雖然她八十年代寫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場，但還寫了散文《病中》為證，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編完一本自選集後竟感到從來沒有過的累，累得連寫一篇不足千字的雜文的力氣都沒有。作為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無疑會本能地認定文學要為工農兵服務。六十年代的諶容不可能描寫舞會劇院中的生活，更“不屑為自己的病痛呻吟”，她要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為自己在小學生時代有所接觸的農民服務。於是她自討苦吃地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把兩個兒子送到上海，把丈夫丟在城裡，1963年7月她孤身一人自掏路費來到呂梁山下汾陽縣內一個叫萬年青生產隊的小村。大自然的清新有力和農民的純樸真誠，使她的身心如魚得水般地得到調治撫慰和愉悅。可惜好景不長，“四清運動”的聲浪打破了鄉間小路的寧靜，作為國家幹部，諶容被動員參加四清工作隊的工作。出於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她不願幹傷害他們的事情。左右為難的結果，是一走了之。然而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就在她回到北京兩年後，在她創作的三個多幕話劇中《萬年青》和《今兒選隊長》被宣告失敗，《焦裕祿在蘭考》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選中，她已經同劇組一起去蘭考體驗過生活時，一場空前猛烈的大革文化命的政治風暴席捲了中國大地上的每一個角落。排練停止，百業俱廢，人人爭當那“95％”又人人被打成過“5％”，改造別人又被別人改造，被別人傷害又傷害別人，誰也沒能躲過那長達十年的混戰。幸而諶容是“編外”人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