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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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莊嚴儀式中，她竟然毫不顧及名分、輩數、地位、場合，以一個剛出校門不久的住院醫身分對門診主治醫的診斷質疑的勇氣和自信，表現了知識分子特有的、往往不被世俗所容而被斥之為“不識時務”的“書生氣”，即對科學和真理執拗的忠誠。她只是過於克已罷了。如果聯絡諶容筆下的韓臘梅（《永遠是春天》）、西坡奶奶和楊月月（《楊月月與薩特之研究》）這些農村的婦女或女幹部性格的塑造，那麼我也認為某些論者是有理由懷疑作者對中國人信奉“忍為高”的傳統文化性格，特別是對至今仍被一些人推崇備至的“東方女性”的“美德”，諸如過度的忍從、不分善惡是非的寬容、毫無價值的自我犧牲等等消極、軟弱的一面是否缺乏足夠的警惕和批判（作者的道德觀念和審美理想上的欠缺，在她以後的作品，如《懶得離婚》，或《獻上一束夜來香》中的現代青年女性方芳和齊文文身上似有彌補）？話又說回來，無論如何，誰都無法否認，陸文婷們同廣大工農群眾一樣，是維繫疾風暴雨中的共和國大廈的支柱和基石，是人類歷史上那種層出不窮的、默默無聞地為人類做出貢獻和犧牲卻不圖回報、也無人認可的無名英雄。諶容這一批作家率先一反當代文學史上知識分子形象的被改造利用者、甚至被專政鎮壓者的模式，把他們作為民族的脊樑來表現，無疑是文學發展思想解放社會變革的標誌。

這裡似乎還應順便提及《人到中年》的結構問題。這是因為諶容寫小說時大愛在結構上“大作文章”，而《人到中年》的結構又備受稱讚：新穎，精巧，嚴密，和諧，幾近於完美。可能就在王蒙丟擲他的“集束手榴彈”的同時，諶容也開始吸收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中的精華來營造自己的《人到中年》，她擺脫了傳統的講故事思路的束縛，打亂時間順序，以病危的陸文婷那時而清醒，時而朦朧的意識流動過程為主要線索，舒捲自如，跳躍性強，在兩天之間、病房之內的現實生活中凝鍊地展示她十八年的人生旅程，表露那顆為他人操勞半生、積勞成疾，停跳前的一剎還要把牽掛和深情獻給自己的病人與親人的苦難的心，令人信服地強化了陸文婷性格的崇高感和悲劇色彩。這以後諶容的很多中篇或長篇小說都要在敘事方法上花樣翻新，往往貫之以兩條甚至三條平行的線索，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內加大容量，增強密度，襯托對比，深化內涵。《散淡的人》和《人到老年》是把描述現實的章節和追述歷史的章節交叉著寫，《散淡的人》尤其有規律，單數章節寫現實（田家宴會），雙數章節按時間順序寫楊子豐歷史中幾個重要片斷。《楊月月與薩特之研究》由阿漳、阿維夫婦的通訊組成，阿漳講楊月月的故事，阿維寫他讀薩特的心得（很多論者都試圖弄明白這種設定的內在統一性又都感到難圓其說）；而《懶得離婚》裡貫穿著三條線：一條是青年記者方芳對劉述懷家庭婚姻狀況的採訪，再一條是方芳與同宿舍神秘兮兮的李索玲的對話，第三條則是沒名沒姓的夫妻間的慪氣，拌嘴及離婚的艱難。孤立地看，每一篇的寫法都有些“意思”；整體上看，便因手法的重複而沖淡了新鮮感，倒是《人到中年》先入為主地讓人牢記著作者運用新手法的老到嫻熟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管從哪方面看都能當之無愧地成為諶容的代表作。難怪巴金說“我多麼希望我能夠寫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樣的小說！”

也許陸文婷是個技術型的知識分子，或許因為她是個女性抽象思辨能力較弱，要麼就是作者的疏漏，她的理念世界（即盧卡契所說“人物的智慧風貌”）遜於她的感情世界，以致影響了陸文婷形象的豐滿厚實。而在《真真假假》裡，我們看到了各具情態的學者型知識分子群像。這部小說不過寫了某省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室的“大研究員”們奉命舉行了三天的政治學習會的裡裡外外，卻十分敏銳辛辣地描繪了極左路線的回光近照對一群驚弓之鳥的騷擾，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慨嘆不已；但歷史留給新生活的陰影，畢竟遮不住新時代的曙光。開會，曾是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和極富特色的場景，而停工停產連續幾日開會務虛，更是文化界知識分子的家常便飯。但在諶容之前，很少有哪位作家把開會寫得如此引人入勝。走過極左政治衝擊一切的年代、身經百會、出口成章又素請各種政策條文套話術語的知識分子們雖總結出一整套“人生在世，開會發言，真假並舉，以真為主，以假為輔”的經驗，但當省委趙部長點名批評他們的同仁那篇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寓評於介的文章是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腳下的立場態度問題，院黨辦吉主任敦促“學習討論”趙部長講話時，他們又一次面臨在講真話與講假話之間抉擇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