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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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借據繳，笑向雲端搏。

長吁語白鶴，但去勿復忘。

世路苦崎嶇，何處容楚狂？

這首詩，可以看出她當時的心境、志趣和抱負。

大學畢業前夕，全班同學為了籌款去日本，她們自編自演新戲，公演後不僅賺了錢，還得到了公眾普遍的好評。她們從日本到朝鮮，又到奉天、大連、天津，一個月的奔馬似的遊覽生活，還是頗有收穫的，朝鮮人民亡國的痛苦，喚起她滿腔悲憤，想到自己的祖國，不禁黯然淚下，中國各地的凋蔽落後，又使她難過不已。回到學校，作了畢業淪文，拿了文憑，從此就算告別那可歌可泣的青年生活，大學三年的歲月已被寫進了歷史。在大學期間，廬隱雖然已經成了文壇上有影響的作家，但她懷著恐懼的心情，又重新真正地永遠地踏進了社會。她懷疑著，試探著，等待著，幻想著，——時間將如何安排祖國的命運和她前途呢？！

四

廬隱大學畢業時才二十二歲，不久就又到了安徽一箇中學任教。在那裡，她嚐到了社會給予的苦頭，她說那雖只有半年的工作，卻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總是懷著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卻是傾軋和敵意。

1923年夏，她不顧家庭、朋友的反對和強烈的社會輿論，與有夫人的郭夢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舉行了婚禮。廬隱的行為雖然受到許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評，但蘇雪林倒著實為她辯護了一場，說批評者，“不應當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

廬隱曾經有過獨身主義，但郭夢良的愛情摧毀了她的理智，她認為：只要有了愛情，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了婚，一方面她滿足了，同時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後的生活實際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緒和家庭瑣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後，又繼續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寫出了《勝利以後》、《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之後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襲來：郭夢良因腸胃病竟一病而逝。這時，她身邊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她的精神受到打擊，心裡充滿了絕望的哀傷。她忍耐著痛苦，帶著孩子，送郭夢良的靈柩回鄉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時，在福州女子師範任教。郭的前妻對她並不壞，只是婆婆太刻薄，處處對她迫害，連晚上點煤油燈都要遭到惡罵，實在無法忍受，便帶著孩子，像一隻沒有篷的小船，被命運驅趕著，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記載著些暗淡生活裡的暗淡日子和構思。

在上海，她擔任大夏大學的女生指導，並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課餘，夜以繼日地繼續著她的寫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滿面愁容，向朋友感嘆自己的命運，責罵男子和愛情害了她。其實，害她的是社會。

北京，是她自幼生長的地方，對她來說，有著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來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裡，她擔任了使她頭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學校長的職務。她說：“當校長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臉的打官腔的人們會面，並且還要謹慎，還不能亂說一句話。現在不要說作品，真是連文學的感情，也消逝得乾乾淨淨了。”第二年，她辭了職，又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去了。

在北京，她還任過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文字編輯，編的是平民千字課，每日筆不離手，用那一千個基本生字，編成各種常識和歌謠。她這樣死板、機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辭了職，準備動手試寫中篇或長篇。

那時候，辦刊物的風氣並不低落，在幾個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幾百元籌辦了一個“華嚴書店”。“華嚴”，取其文章之彩飾、態度莊嚴之意。書店開張之前，他們辦了一種《華嚴半月刊》，廬隱任編輯，自己並努力寫文章。這時期，她創作的小說、散文和散文詩，多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和石評梅所辦的《薔薇週刊》上，其短篇整合一冊出版，名白《曼麗》。她曾說，這個時期是她的悲哀時期，這本集子裡充滿了悲哀，雖然這是一種淺薄的衷感。她覺得人生不免要死，盛會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殘，圓月不免要缺。這些自然現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虛。當時她正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著作，隱隱約約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觀主義思想。廬隱自己也承認這時期是悲哀主宰著她，無論什麼東西，在她看來都有悲哀的色調，人們的每一聲嘆息，每一滴淚水，都能在她心裡得到共鳴，也使她的靈魂得到安慰。她悲哀著走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