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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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她說：“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銳利的人物，而我呢，滿靈魂的陰翳，都被他的靈光，一掃而空……”這是她從李唯建那裡得到的精神財富，也是他們相愛的基礎。這時期，他們合寫的那本《雲鷗情書集》裡收集了他們之間一年中的幾十封書信，寫得很美，裡面有他們真正作人的態度，真正的熱情，也有豐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執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轉換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禮教宣戰。她說：“從前我是決意把自己變成一股靜波一直向死的淵裡流去。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太愚笨的勾當。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變活，興風作浪。”（《象牙戒指》）

在日本，他們生活了一個時期。《東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寫的小品文，原擬二十題，但只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誌》上發表過。由於日元高漲，生活不能支援，他們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壓迫的靈感，在這美麗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廬隱說。“我們當然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象牙戒指》，這是一部充滿哀感，為她的朋友石評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紀念。這個長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其餘一部分因國難遭焚。這時期，她還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傑介紹，廬隱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又開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書，一面寫文章，這種努力從不間斷。她自己說，寫文章“自信是為興趣有時也為名，但為錢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不過拿文章賣錢究竟是零賣靈魂，有點可憐，所以我寧願在教書的餘暇寫文章了。”她還說：“我不敢為了機械的教書生涯忘記我一向所努力的創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寫……”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燒的時候，她不停地創作，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誌》和《現代雜誌》上，都有她的作品發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了她的中篇小說《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說《情婦日記》。她後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緒較以前樂觀、開朗，特別是“一二八”淞滬戰爭後，她跳出了由社會、環境、生活築成的囹圄，著眼於民族戰爭，在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後者則較直接地反映了在為國家存亡而鬥爭中的人和事。

廬隱在寫《火焰》時，蘇雪林去看望她，後在1959年發表的《（海濱故人）的作者廬隱女士》一文中記敘了她創作這個中篇小說的情況：“廬隱對於她這個表揚淞滬之戰的文學作品，卻有點諱莫如深。題材是我詢問再三才肯宣佈的，言語間又往往支吾其詞，只想將話題牽扯到別件事上去。當我到她寫字桌上強去翻看那些原稿時，她劈手奪去，笑著說：'咖啡香了，咱們到客廳喝去，這稿子留著到出版後再讀吧。難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廬隱是個爽快人，這回為什麼如此？事後我才想起，那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壇正陷溺於一股奔騰澎湃的共產主義文藝怒潮裡，談愛國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說反動，不惟聽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於出口。廬隱大約因自己過去也曾主張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現忽來了一個大轉變，寫起愛國文藝來，怕我笑她，所以要這樣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調呢？”

這時期，廬隱自己也認為她已經跳出了苦海，是她的開拓時期。她說：“我現在寫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換句話說，我的眼光轉了方向，我不單以個人的安危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寫的《女人的心》，我大膽的叫出打破藩籬的口號，我大膽的反對舊勢力，我大膽的否認女子片面的貞操。”“但這些還不夠，我正努力著，我不只為我自己一階級的人作喉舌，今而後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為一切階級的人鳴不平。我開始建築我整個的理想。”她的世界觀，她的文藝觀，在這裡，我們聽到了她開始真正轉變和進步的訊息。

廬隱的變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上尖銳的鬥爭，不會不在她生活和思想裡留下痕跡。她走向生活後，教過小學、中學，也當過一個大學的講師和教授。時代給她的社會經驗是：中國的一切都瀕於破產了。破毀了的社會當然還有希望，這是在最後她才認識了的。

她與李唯建婚後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樂最幸福的四年。廬隱一生受了很多苦，當她的思想和創作開始轉向的時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難產手術，開刀後流血不止，高燒不退，遂於13日11點20分逝世於上海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年僅三十六歲。據蘇雪林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