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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作了近１５年。洪晃頓時成為名人。
對個人背景——包括家世、出生地、早期生活和求學經歷、師承、工作資歷——的看重，是人際交往的一個奇特的現象。對那些有顯赫背景與資歷的人，人們總是另眼相看，並給予更多的尊敬、信任，更好的條件與機會。以洪晃為例，雖然她經常大聲疾呼“我不靠家庭背景吃飯”，但如果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與傳奇性的留洋經歷兩大光環，她的受關注、受歡迎程度會弱化很多。
不能說這種社會心理完全沒有道理。比如某人家底豐厚，他擔任領導職務時貪汙受賄、以權謀私的動力可能會少一些；某人祖輩、父輩是社會名人，他在擔任公職時可能會產生某種“不辱家風”的使命感；某人曾在某個重要機構任職，可能說明他具有一定的素質、能力，也可能他從中積累了一些工作經驗和人際關係。但很多時候，這種觀點純粹是出於“想當然”的推斷、“愛屋及烏”式的情感轉移，以及存在於人們心中天然的等級觀念，似乎上等人（哪怕跟上等人有一點關係的人）理所當然應該受到優待——“人家是名門之後啊！”比如，某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曾為某中央首長擔任保衛，某人原來的單位領導是一位大人物，某人的爺爺是有身份的人，這樣的人在職場上就享受到某些優先權利。與此相對的是，那些所謂“剛剛洗腳上岸的農民”、“前不久還在為一日三餐發愁的暴發戶”、“沒見過外面世界的土鱉”，則是很多人輕視、懷疑的物件。
有這樣的社會心理做基礎，也就怪不得那些有著光輝背景的人剋制不住向別人顯擺的慾望。儘管他們有時裝出要刻意隱瞞的樣子，但仍然時不時會透露一點兒，內心的優越感溢於言表。這些資訊無不在提醒著他人：我“出身名門”，我是“有來頭”、“有資歷”的人，應該受到重視與優待。
家庭出身是主要的炫耀物件。新中國建立後，傳統的出身與門第觀念受到批判，不過，又由另一種血統論取而代之——只有“紅五類”的出身才算“根紅苗正”，才是值得放心的“接班人”。當然這種“反等級”只是曇花一現的表象，正統的血統觀念、精英情結仍然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時期，部隊和機關大院的孩子格外趾高氣揚；“文化大革命”後，城裡人看不起鄉下來的，大城市看不起小地方來的——即使這些人比他們有錢有名，已獲得了和他們一樣的身份證編碼。很快，出身富貴之家、書香門第，再度成了一件讓人羨慕、值得聲張的事情。公關策劃人王力（王恩波）在初入職場時，就搬出自己的外祖父傅作義；潘石屹雖然一再說小時家境貧寒，但還是清楚記得“爺爺當年曾經是黃埔軍校的軍官”；足球運動員謝暉“擁有八分之一英國血統”，這多虧他的曾祖父娶了一位英國護士……
歌壇怪才雪村剛出道時，其貌不揚，性格乖張，走的又是平民路線。很多人對他並不看好，以為是哪個山包裡冒出來的愣小子。雪村適時地透露他是文藝界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之子，又堅決不肯說出其父親的名字。不過大家很快知道了他父親是誰，雪村也很快被圈內人所接受。
在西方社會，有錢人是否真正能夠進入“上流社會”，還要看他的錢是“舊錢”（ｏｌｄ ｍｏｎｅｙ，指經幾代經營得來的錢）還是“新錢（ｎｅｗ ｍｏｎｅｙ，指靠自我奮鬥一下子暴富得來的錢）。如果他手中的錢屬於“新錢”，那麼他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屬於按家庭經濟狀況劃分的“上層階級”，暫時還算不上是“上流社會”的人。
形象設計師英格麗·張認為，身世觀念是“人們血脈裡的東西”。她在一本書中寫道：“成長於寬鬆、經濟有保障的家庭的孩子，會對生活中一切都容易滿足。他們易於按社會的標準行事，會表現得自信，有安全感、善良、大方、寬容、開通、缺乏野心，因而易於與人合作。他們看待世界人生的眼光與貧困中長大的孩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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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背景）（2）
事實上，隨著社會的富足和穩定，家庭出身越來越受到重視，身世的“魔鬼”正迅速復活。很多跨國公司、投資銀行在中國選擇高管，優先選擇的就是所謂名門之後。現任新浪網副董事長的汪延，１９９６年從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後加盟新浪前身四通利方公司，職業生涯一帆風順：１９９９年出任新浪網中國地區總經理，２００３年，時年３２歲的他兼任該公司ＣＥＯ。人們認為，汪延的留學背景特別是家庭出身，讓他在事業發展初期得到了格外重視——他的父親汪華是中國首批駐法外交官，爺爺汪德昭是中科院聲學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