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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治學上的定義，權力是一種指使他人、調配資源按自己的願望行動的能力。權力在人類社會幾乎無處不在，最明顯的是在正式組織內帶有強制性的法理權力，權力所有者一般具有正式職位，享有決策權與對組織資源的調配權；其次是在各種非正式組織中的影響力，如意見領袖、專家、長老等，以其人格魅力、獨特背景、知識技能影響追隨者；還有一種是在臨時性的人際關係中佔有的地位優勢，如主持人、質問者、指導者等，依靠擁有的暴力、資訊、技巧與角色安排等操控、俯視他人。
不管其來源與表現方式如何，權力都是一個讓人產生無限遐想的物件。有權意味著有勢，意味著可以控制局面，意味著主導地位和話語權。它是一個人身份地位的最直接證明。在任何社會，彰顯權力都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衝動，甚至比炫耀財富的慾望更強烈。
如同炫耀財富有其實際功用一樣，作為一種普遍的人類行為，顯示權力也有其內在的實際功用：對外，可以引導其他人以相應方式給予對待，避免遭到怠慢、降格或產生不必要的實質衝突；對內，不斷地提醒、敦促他人認同你的強勢地位，達到讓人信服、遵從、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每逢一個地方局勢緊張，美國就會派航空母艦到附近海域遊弋，就是典型的顯示權力（武力）的方式。
研究權力政治學的學者認為，權力長期不顯示、不運用（運用權力也是顯示權力），可能使他人遺忘權力的存在，或者懷疑掌權者行使權力的決心，導致權力效能的衰減甚至失效。古時官員出行時鳴鑼開道，被認為是必行的官儀，否則被認為不成體統。鄭板橋任知縣時，夜間出巡悄無聲息，也不用“迴避”、“肅靜”牌子，只讓一小吏打著寫有“板橋”二字的燈籠為前導。時人對此都看不慣，他的朋友鄭方坤說他“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
權力在社會中的重要性越高，對權力的炫耀就越張揚。古代社會，官家無所顧忌地彰顯自己的權力。即使牢獄的牢頭，也要對新進犯人大打一通“殺威棒”以示權威。現代社會，在民主和多元力量的制約下，權力擁有者變得低調、平和得多，但“擺威風”的喜好並沒有從此絕跡。外出時的前呼後擁、“拿腔拿調”、冗長的彙報與審批程式、新上任時的“大開殺戒”、特殊化的待遇等等，都是彰顯權力的手段。
人脈
上世紀３０年代，胡適在國內的聲譽日隆，文化、教育界乃至政界，不少人以認識胡適為榮，“我的朋友胡適之”成了社會名流口頭上的招牌話語，以至林語堂在文章中拿這開起玩笑。在今天的文藝圈，胡適的名字換成了王朔、張藝謀、艾未未、餘華之類，前面照樣以“我的朋友”開頭；在企業界，“我的朋友柳傳志”、“我的朋友王石”、“我的朋友張維迎”也是讓人耳朵一震的說法。與什麼樣的人交朋友——要求再低一點，與什麼樣的人同桌吃飯——是自己所處的階層和個人的“活動能量”的證明，當然也是顯擺的物件。
人際關係有天然性的，如親戚、同學、戰友等，也有人為努力營建的，如各種業務夥伴、興趣上的朋友。它們之所以成為一種值得顯擺的資源，是因為它們的稀缺性和難以替代性：前一種需要天然性的客觀條件，可遇而不可求；後一種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培養，建立起彼此的瞭解、信任與互利關係。
中國社會是典型的“人情社會”，民間有“人熟好辦事”、“有錢比不過有人”之類的說法，對人際關係高度崇拜。企業招聘員工，社會關係廣泛是公開的優先錄用的條件；商學院招收ＥＭＢＡ，其天價學費的重要理由，就是高層次的同學關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ＥＭＢＡ招生廣告，曾赫然標出一些國內企業界風雲人物的名字。廣告詞極具誘惑力：“在這裡，你可以跟李寧做同學，稱張維迎為老師。”這種現象的背後，體現的是人們對減少交易風險、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弊權衡。
好的人際關係具有“高（級別）、廣（範圍）、深（交情）”三個特點。精於世故的人士總是有意無意地散佈各種傳言，說自己“門路寬”、“層次高”、“關係鐵”。這樣做的好處在於，讓別人相信你甚至依賴你，從而增加交往的機會，提高自己的身價。一般老百姓的婚喪嫁娶、單位的各種慶典儀式，也無不盡可能地邀請到與自己有關係的頭面人物，內在動機之一就是公開展示自己的人脈。
與金錢、權力不同，人際交際在使用過程中有可能不僅不貶值，反而在交往互動過程中進一步深化（金錢用一點就少一點，權力的使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