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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剿共”的囂張氣焰。粟裕領導的浙南遊擊區乘勢獲得一次較大幅度的發展。
1936年冬，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西安事變半個月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道：“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有一種力量來逼著他來轉變。”“十年的內戰，什麼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
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逮捕以後，通電全國，說明發動兵諫的原因，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政治主張。
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中共的周恩來，來自南京的蔣氏代表宋美齡進行談判。宋美齡承諾“停止剿共”、“三個月後抗戰發動”。蔣介石當面向周恩來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西安事變後，陝北紅軍主力已集結於一方，陝甘寧根據地已初具規模，國民黨軍隊對陝北紅軍小打小鬧無濟於事，大打大鬧一方面苦於鞭長莫及，另方面又不敢全然不顧在西安的承諾而食言自肥。
但，南方的紅軍游擊隊目標較小，實力不及陝北紅軍主力，且又處於國民黨軍隊的肘腋之間，蔣介石正好以此來煞氣洩憤。
蔣介石從西安生還之後，加緊了對紅軍南方游擊區的“圍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總指揮劉建緒接替上臺還不到兩個月的張發奎，擔任閩贛浙皖四省邊區主任，又派國民黨CC系骨幹分子朱家驊接替黃紹竑任浙江省主席，調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蔣志英到溫州地區主持“剿共”。
劉建緒調集國民黨主力部隊六個師、兩個獨立旅及地方保安團共四十三個團，籌劃對浙南遊擊區進攻。
劉建緒的兵力比羅卓英“圍剿”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兵力更多更大。但這時紅軍在浙南的遊擊根據地也比浙西南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