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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軍盤踞永安城，清軍各部嚴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壘，在城外隔山結營，雙方形成了數月的相持。
咸豐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詔封五王：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四王“俱受東王節制”。同時，秦日綱（原名秦日昌，因為他要避北王韋昌輝的“諱”，改名秦日綱）受封為天官丞相，胡以晃為春官丞相，眾將士均加官晉級，上下歡心。
過了一個多月，太平天國自頒“天曆”，即馮雲山1848年被逮於獄中時瞎琢磨出來的“曆法”，規定每年實日為366天，單月31日，雙月30日，用干支紀年紀月紀日，但“天曆”以干支紀日相比當時農曆紀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國的“禮拜日”比當時陽曆禮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義那年定為太平天國“辛開元年”，而頒歷的當年就順推為“壬子二年”。
佔領永安後，太平天國大打宣傳攻勢，刻印了《天父下凡詔書》、《天命詔旨書》、《太平詔書》、《天條書》、《太平禮制》等多種宣傳品，廣為散發。同時，太平軍將儒教、道教、佛教一概放入打倒之列，不管什麼孔廟、關聖廟、道觀，一概砸爛摧毀，原先的場地統統當作兵營來使用。為加強紀律，他們釋出《太平條規》，其中包含有《行營規矩》與《定營規條十要》，明令太平軍軍士要早晚禮拜，恪守“天條”，男女別營，嚴禁私藏財物，並著重申明內外官卒見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萬歲、萬福、千歲”，從人“不得雜入御輿宮妃馬轎之間”這一條來看，當時洪教主身邊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於客家人有愛衛生的習慣，《行營規矩》中還有“不得出恭在路並民房”的規定，對拉屎也有明確限制。為確保後勤供給，太平軍在永安周圍嚴格查田，在打擊地主的同時，下令收穫的糧食一半歸農民，一半歸太平軍。這種“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農們立刻行動起來，秋收大忙，把財主們的莊稼割個乾淨，留下“自己”一半後，另一半送給那“英勇的太平軍”。如此，太平軍糧食充足。
在進行各路“建設”的同時，太平軍不忘“肅反”工作，誅殺了內部與清軍有聯絡的周錫錕、周八叔侄。殺人也不是直接殺，楊秀清裝神弄鬼，佯裝“天父”下凡，自稱有“天眼”，辨識二奸，對會眾的心理更產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軍在永安城內封王建制，一待就是大半年。
賽尚阿又驚又慌，硬著頭皮前往“前線”督戰，嚴令烏蘭泰與向榮二軍發動進攻。由於清軍使用長圍戰術，太平軍餉道被斷，再窩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斃。於是，洪秀全與五王仔細商議後，趁貴縣銀礦礦工數千人來援的機會，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間大雨之際，突然突圍。
太平軍殺出永安城，奔向古蘇衝。清軍烏蘭泰部勇悍，揮軍尾追，殺掉兩千多太平軍，並俘獲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會成員，本來為洪秀全軟禁。賽尚阿謊稱此人是與洪秀全地位相當的“一字並肩王”，筆者另開章詳細表述此人）。
太平軍雖受挫敗，並不慌亂，逃跑之間設下伏兵，在龍寮口大洞山把乘銳而進的烏蘭泰部打得大敗，殺掉清軍四個總兵級高階將領（鄖陽總兵邵鶴齡、涼州總兵長壽、河北總兵董興甲、天津總兵長瑞），一千多清軍或傷或亡，一片混亂。由此，太平軍主力得以突圍。
從此之後，對清政府來講，太平軍從廣西地方之亂變成了全國範圍的大亂。
自永安突圍後，太平軍向北進發，直撲桂林。楊秀清有勇有謀，派一股太平軍穿上在大洞山繳獲的清軍號衣，化裝成向榮部清軍，想騙開桂林城。幸虧向榮本人早幾個時辰已經在桂林城內，聞訊大驚，立刻下令封門，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軍賺城不成，就在文昌門外象鼻山下紮營，準備攻克桂林。由於桂林城堅，清軍各路援軍趕至，太平軍打了一個多月後，難以攻入，於是，他們撤圍殺向興安。
在桂林攻城戰中，清朝大將烏蘭泰中炮，傷重身死。
賽尚阿依舊躲在陽朔不敢出馬。清廷聞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級，然後派兩廣總督徐廣縉代替他為欽差大臣。很快，清廷以“排程無方，勞師費餉”的罪名把賽尚阿逮回京城治罪，並抄其家。僅僅一年多時間，老賽便從“中堂”淪為“有罪犯官”。
回京之後，清廷會審，論成“大辟”，但咸豐帝念老賽在先朝有功績，定為“斬監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