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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示威的訊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東站，我親眼看到日本貨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進來。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聳立在一箇中國的火車站上，四五個日本人和朝鮮人兩腿叉開，穩穩地坐在板凳上，而中國的火車站的鐵路警察則只能兩眼瞪著看，敢怒不敢言，因為人家有治外法權！日本的走私犯在天津，曾在半夜裡把中國旅客從三等車廂裡趕下來，又把他們的貨物從視窗塞進去。中國的鐵路只得把他們的走私物品運往濟南，還要被罵為反日，“對中日合作沒有誠意”。中國的鐵道部曾經頒佈過一道命令，不具備表明已經付過關稅的證明書的貨物，火車站一律不能接受託運。但是，日本領事館則宣佈，這樣做是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了。如果誰敢動日本和朝鮮走私犯一根汗毛，他就要承擔全部後果，從賠償到遭受軍事處罰。日本的軍艦已經把中國的海關小艇繳了械，並且嚴禁他們在山海關的水面上巡邏，山海關成了一隊隊日本汽艇和帆船卸貨的港口。中國海關的船隻與日本船隻相遇，都會被視為對日本旗的大不敬，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確實發生過一次。1935年中國海關的官方報告說，在僅僅9個月內，華北的大量走私已使關稅直接收入的損失超過2500萬元中國貨幣。然而，關於這種大規模走私哪怕是隻言片語的報道或評論，在中國報紙上也是不許可的，儘管這種走私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直到倫敦和紐約的報紙紛紛報道詳情，中國報紙才開始有所披露。定縣（在北平附近）的一箇中國鴉片商被逮捕，後來卻又不得不釋放，因為日本在京當局拍來了電報，日本遊客要去遊覽和視察清華大學和其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學圖書館，市政府會通知中國的學校當局把那些可能提到滿洲淪陷的大批現代歷史書籍藏起來或銷燬掉。兩則有關廣田的並無什麼惡意的幽默小品文，也從我的雜文集中被刪去，這樣，我的上海出版商才敢出版。我在上海的一家英丈週刊上發表的關於日本人不斷增加的影響，以及學習日語的明智，結果遭到了剛從日本歸來的外交部情報司的頭目的嚴厲警告，週刊的負責人不得不立刻連夜乘車到南京疏通關係，併發誓今後要規規矩矩。那些年裡，在上海的中國報紙上，我從未讀到過一篇涉及到日本的社論，談論日本是不允許的。《新生活週刊》發表了一篇來槁，把“滿洲國的皇帝”描繪作“傀儡之傀儡”，結果，上海的中國法院在日本的直接壓力下，判處壯經理14個月的監禁。事後，一位年輕的讀者讀到有個姓杜的人正好在這段時間裡死去了，便誤以為是那個愛國的杜經理，於是他悲痛得自殺了。復旦大學和上海其他大學發起了一次遊行示威，學生們要求乘坐火車到南京政府門口示威。但鐵路當局硬是不讓他們上火車。於是，學生們搶到了幾節車廂，機械系的學生駕駛著火車頭，但車到蘇州之後，中國當局扒了鐵道，強迫學生疏散，並返回上海。另一次本已準備好的上海大學生的示威遊行，又因中國憲兵闖入復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8個學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月24日。次日，除英文報紙在頭版頭等刊登這個事件之外，中國報紙對此事只是一筆帶過，還刊登了新聞釋出中心發表的一篇淞滬警備司令的發言：少數共黨學生如此無視法紀，指揮總部的聯絡官員命令上述學校當局交出共黨不法分子，同時提醒那些好學生不要被共黨利用，勸說他們要專心讀書。近在1936年秋，8個①很有聲望的中年編輯和律師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共產黨嫌疑，但全部在上海遭到逮捕和關押，罪名是公開組織反對日本侵略的團體。直到戰爭爆發才被釋放，因為其時孫逸仙夫人到法院抗議，要求同服愛國罪：“如愛國無罪，則應同享自由。”
『①原文如此。』
廣田及其繼承者們抨擊蔣介石和國民黨“挑起反日情緒”，這種指責的可笑與可悲性只有那些從開戰前的歲月過來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得到。1936年2月20日南京釋出的禁止遊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殺了爆發於一月份的遍及全國的學生大規模反日聚會，命令包括下列四條：
〖1。對任何擾亂社會秩序、煽動鬧事、破壞交通設施的企圖，任何危及民國安全的行動，治安軍隊和警察將使用武力或其他有效措施加以鎮壓。
2。任何人若被發現以任何形式宣傳、鼓動他人從事上述犯罪行為的，無論是透過文字、圖畫、演講，還是任何其他形式，都將被當場逮捕，如有反抗，治安人員則可用武力或其他方式迫其就範。
3。旨在擾亂社會安定和秩序、蠱惑人心的遊行集會，將由有關的治安軍隊或警察予以解散；遊行集會的首要分子以及任何拒不解散的人，都必須予以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