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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何人如若藏匿或收留上述條款中的違法分子，或幫助他們逃跑，將被逮捕。〗
正是在這種所謂針對“危及國家安全罪”的“緊急狀態法”的庇護下，復旦的學生在法令頒佈的第二個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國新聞輿論史》（芝加哥大學版）一書的“新聞檢查”一節中不得不這樣寫道：
〖新聞的例行檢查，意味著政府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不受來自出版社或其他人們的“干擾”，從而行使國家的職責。當一個政府無論是軍事還是外交上都正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時候，人們當然就不在乎把他們的嘴巴閉上；然而，當政府節節敗退，屬於整個民族的版圖日漸減少，人民卻不能講話，新聞媒介的嘴巴也被封上了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聞長期受到檢查，結果自然是人民會普遍產生玩世不恭和沮喪情緒。統治者總是一再呼籲人民在民族危急關頭保持“鎮靜”。這在東方傳統裡是再貼切不過的字眼，但是當這種漂亮的“鎮靜”保持得太久了的時候，當人們感到自己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不能說，國破家亡，自己卻於事無補時，這種“鎮靜”就與玩世不恭者的麻木不仁已相差無幾了。〗
我還寫道：
〖有一個事實是如何強調也不過分的：說今天的中國人還是30年前的中國人，這是謊話；僅僅因為在新聞媒介中，或者在公開活動中，看不到人們有任何反抗行為，儘管自己的國土一天天地被吞食掉，僅僅因為這一點就說中國人對國事“漠不關心”，這也不符合事實。〗
事實上，任何一個不及蔣介石政府那麼“強大”的政府都不可能既將人民的抗日活動和抗日情緒壓制到這種地步，同時卻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權，並生存了下來。成千累萬傲慢的日本士兵、海員、麻醉品商人，深入到了遠至四川那樣的內地鄉村，而那些歲月裡，除了滿洲之外，全國只有6個日本人被殺死！這本身就是奇蹟。僅看資料即可證明中國長城內的日本人與在滿洲的日本人相比，是受到了更好的保護，生命安全更有保障：前者在1936年的死亡率僅僅是後者的三百三十分之一，即便我們設想滿洲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版圖一樣大，這個數字也是驚人的！
如果有什麼人能夠獲得“煽動”抗日的殊榮，那麼這個人肯定不是蔣介石的政府，這一點廣田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將簡單的事實公之於眾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卻也不無益處。情報司的頭目認為我在《中國新聞輿論史》一書裡陳述的事實真相是往中國人臉上抹黑，這個小官僚甚至還恐嚇我說，在我回國時不讓我下飛機。現在他應當感到高興，因為我這裡收集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用官方檔案證明了的事實，來回答廣田的責難，國民黨應該被洗清一切煽動反日情緒的罪名。因為這種情緒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只能由日本人負責。民族抵抗的決心是深深地紮根在民眾心中的，而不是政府領導人為地煽動起來的。
壓力、反壓力、爆發
同時，在遠東大陸，三股歷史洪流正彙集一處，把中國和日本面對面撞在一起：其一，日本人正在長城內一步步無情地擴大佔領區，並公開宣稱華北五省為其直接的目標；其二，蔣和國民黨政府已為一個現代國家奠定了基礎，民族自衛也正在熱火朝天地準備著；其三，全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政府繼續採取投降主義和拖延抗戰的政策，群情激奮，一觸即發。以上三點僅僅是對當時所發生事情的一個大概總結。
日本擴張被佔領土具體講來有下列事件：1931～1932年佔領滿洲；1933年強佔熱河；同年，《塘沽協定》的簽訂劃給日軍一個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域；1933年天羽英二宣言稱“亞洲是亞洲人的”；1934～1935年日軍對察哈爾進行悄然無聲的武裝滲入；1935年在非武裝區域建立了冀東政府，其成員由日軍任命，同時日軍在向北平擴張；這個偽政權立即被用做大規模走私和毒品貿易的根據地，其中心設在天津的日本租界；1935～1936年手腕憫熟的貨物走私價值已達千百萬元，這是在中國領土上公然違抗中國海關法的行為，1935～1936年華北日軍的大小將領公開宣稱一定要打倒蔣介石，要“對華北施行外科手術”；1935年廣田提出“三原則”（中國－日本－滿洲國相互提攜，中國放棄與西方列強的合作，中國放棄反臼政策）；日本人實際上在控制著以宋哲元為首的半自治的河北一察哈爾議會，這是一個由蔣介石建立的，起臨時緩衝作用的議會；1936年，西安事變前的幾個月，日本作了征服綏遠的嘗試；最後，日軍多次公開宣佈了土肥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