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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這之前的一年——1934年夏天，筆者在枯嶺寫本書時，就聽到了蔣要準備武裝抗日的傳言，心中不免產生許多疑竇。枯嶺附近的廬山，那個時候，有一個夏季軍事訓練團，從全國各地召來的軍官在這裡接受總司令親自指導的政治訓練，整個夏天，總司令每天都接連幾個小時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大講特講抵抗的必要性，裝備條件的懸殊，以及民族自己的準備。所有的官員都心悅誠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軍隊裡。不過，他們對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忠誠也減少了。然而，除了這些軍訓團裡的講話之外——這些講話通常都是保密的，我沒有看到任何打算抵抗的具體跡象，給我的印象是總司令極其狡猾。他在日本問題上也是愛國的，這一點他竭力在我和中華民族面前掩飾。日本人揚言“蔣介石一定要推翻”，第一次使我確信蔣準備民族自衛、抵抗侵略的那些表白是真誠的，我的直覺沒有錯。
由於蔣介石不在乎民眾是否知道他心裡想的是什麼，由於有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由於在日本與日俱增的奢求面前政府仍舊採取卑躬屈膝的對外政策，故而實際上一直到1935年夏天之後，人們才開始風傳蔣是在為抵抗作著準備。對此，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表示相信或不相信。蔣介石過去在滿洲事件、上海戰爭和塘沽協定中採取了不抵抗政策，這一直對他很不利。但像我這樣略知一點內情——即民族自衛的準備正在進行——的人，認為他過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寬恕，因為他不是從感傷的愛國角度出發，而是從軍事組織、交通或通訊裝置、供給和照顧傷員的能力等方面來考慮的，這是要用客觀事實和具體資料來說話的，像一個軍人該做的那樣。用來說明他正在加強個人對全國的統治的事例，不僅有空軍的建立，還有其他一些具體事例，如乍浦海防工事的加固，高中和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必須接受軍訓，為防止日本封鎖東海岸而不分晝夜地修建廣東到漢口的鐵路，對醫護人員的調查等等。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在私下寬恕了他。
1935年8月以來，這個人對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採取了頑固不化的態度，對此，本人仍然深為不滿。這種態度直到他在西安被綁架時才被迫有所鬆動。他到西安，本意是要加強那裡的剿共運動，他離開西安時，則已經相信了共產黨的誠意；共產黨本來可以在那裡要了他的命，但是他們卻力主將他釋放，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我也感到，如果此時蔣介石繼續對日採取不抵抗主義，無窮的暴亂就會發生（就像1936年所發生的廣西反叛那樣），他就很難再將中國攏在一起，儘管他佔有軍事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抵制日本威脅的公眾情緒是如此熾熱，以致於只有透過在民族自衛中擔當領袖，他才能把他在中國的軍事統一變成真正的道德一統。我覺得，如果他能公開擔當這個重任，他就會成為人們衷心擁護的民族領袖，就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當時的條件就是如此。但是，無論何時，只要他稍作猶豫，放棄了民族抵抗（這一點從他出了名的頑固和見識來看是不可能的），那末，整個民族就會聚集到那些繼續抗戰的將軍身邊。直到今天，事實仍然如此。我們大家也不例外，哪怕你是英雄也罷，普通百姓也罷；是被環境所支配的木偶也罷，控制局勢的人也罷。恰如中國格言所云，到什麼山頭唱什麼歌。
同時，對於仍然懷疑蔣的愛國領導的中國人來說，戰前時代的中國確是一幅令人厭惡和失望的畫面。還要我來講講無恥、兇殘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國方面同樣無恥的投降態度和對所有反日情緒的無恥鎮壓嗎？我是否應該從頭講講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國人難以容忍的恭順和屈從，乃至稍有些許自尊心的人們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條件？當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個市場對婦女進行調戲和哄笑時，中國的丈夫們只能在旁觀看，束手無策，而此時的北京尚在中國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戰。難道這兩個民族不應該一決雌雄，結果使中國要麼保持一個平等的國家，要麼淪為日本的附庸國，中國政府是如何不惜實行最嚴格的新聞檢查並嚴格禁止示威遊行以壓制反日情緒的呢？儘管有著種種防備，學生的示威遊行還是爆發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揮舞著大刀朝學生砍殺。是同樣的大刀，燕京的學生們曾經送給過去在長城上抵禦日本軍隊的第二十九師；還有，在寒鳳刺骨的天氣裡，警察們拿著消防水管朝示威遊行的學生身上澆涼水。1930年5月，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北平學生的一次示威遊行，後來都血流滿面地坐在黃包車裡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聞檢查是如此的嚴格，幾天之後我回到上海，發現上海的中國報紙沒有登出一條有關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