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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根深的印象，尤為奇怪的是他們竟會問出這樣的問題：“中國人有幽默感嗎？”這個問題無異於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沙漠裡有沙子嗎？”真奇怪，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竟如此不甚了了。至少從理論上講，中國人應該有幽默感，因為幽默產生於現實主義，而中國則是個異常現實的民族；幽默產生於庸見，而中國人對生活的庸見數不勝數。亞洲人的幽默，尤其是知足與悠閒的產物，而中國人的知足悠閒程度是無與倫比的。一個幽默家通常是個失敗主義者，喜歡訴說自己的挫折與窘迫，中國人則常常是清醒冷靜的失敗主義者。幽默常常對罪惡採取寬容的態度，不是去譴責罪惡，而是看著罪惡發笑，人們總認為中國人具備寬容罪惡的度量。寬容有好壞兩面，中國人兼而有之。如果說我們剛才所討論的中華民族的特點——具有庸見、寬容、知足常樂和超脫老猾——確實存在的話，那麼在中國就不會沒有幽默。
然而中國人的幽默多見於行為，少見於口頭。中國人對各種幽默有不同的稱呼，最常見的是“滑稽”，我想其意為“逗樂”，道學家們隱姓埋名的著作中常對此津津樂道，這些著作僅僅是略微鬆弛一下過於嚴肅的古典文學傳統。這樣的幽默過去在文學中並無合適位置，至少人們從沒公開承認過它在文學中的價值和作用。幽默在中國小說中確實俯拾皆是，但小說以往從未被經典作家們視為“文學”。
在《詩經》、《論語》、《韓非子》裡，都有一流的幽默存在。然而用清教徒式的人生觀培養起來的孔學家們卻看不到孔夫子的生動有趣之處，他們也理解不了《詩經》中美妙溫柔的愛情詩，卻去作一些異想天開的解釋，像西方神學家們解釋《萬歌之歌》一樣。陶淵明的著作中也頗有一些微妙的幽默，以及一種平靜悠閒的滿足和精美舒適的自我剋制。下面這首描寫他那些不肖子孫的詩歌便是極好的一例：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二，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慄。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幽默也可見於杜甫和李白的詩篇。杜甫常使讀者苦笑，李白則用一種浪漫主義者的滿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但我們絕不把這些稱為“幽默”。對國教般的儒家學說的敬畏也限制了人們自由地抒發已見，並且視獨到見解為禁忌，然而幽默卻恰恰建立在對事物新穎獨到的見解之上。顯然在這樣一種傳統的束縛中，很難有幽默的文學產生。如果我們想編一箇中國幽默的集子，就得到民歌、元曲和明代小說中搜尋例子，還可以到文人墨客（特別是宋明兩代）的筆記和書信中去尋找，這些都是正統“文學”圈外的東西，其時他們會稍許放鬆一點警惕。
然而中國人仍有一種自己獨特的幽默，他們總喜歡開開玩笑，這種猙獰的幽默建立在對生活的滑稽認識之上。中國人在自己的政論文中總是極端嚴肅，很少有幽默使人放鬆一下。但在另一些場合，他們對重要的變革和運動所採取的滿不在乎的態度又常常使外國人驚奇不已，比如國民黨的平均地權、三民主義、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和禁菸委員會等等。一位新近訪問上海的美國教授在幾所大學作了講演，每當他正兒八經地談到新生活運動，總引起學生的鬨堂大笑，他頗感驚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鄭重地提到禁菸委員會，學生們的笑聲會更響。
如上所述，幽默是一種觀點，一種對生活的看法。我們對這種看法或多或少總有些許瞭解。生活是一場大鬧劇，個人不過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個人嚴肅地對待人生，老老實實地按閱覽室規章辦事，或者僅僅因為一塊木牌上寫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踐踏草坪，那末他總是會被人視為傻瓜，通常會受到年長一些同事的鬨笑，由於笑具有傳染性，這個人很快也就變成一個幽默家了。
這種鬧劇性的幽默，結果使中國人對任何事情都嚴肅不起來，無論是最為嚴肅的政治改革運動，還是一條狗的葬禮。中國人葬禮的滑稽頗具典型意義，中國中上層階級鋪張的喪葬儀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汙垢滿面、身著各色繡花袍子的流浪兒竄來竄去，還有一個銅管樂隊在前面高奏“前進，基督計程車兵們”，這些事實常被歐洲人引為中國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實。然而，中國人的送葬禮儀恰恰是中國式幽默的絕妙象徵。只有歐洲人才會那麼認真地對待葬禮，使之顯得莊嚴肅穆。嚴肅的葬禮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議的，歐洲人的錯誤在於他們以自己先驗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