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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認為葬禮必應嚴肅，葬禮有如婚禮，只應喧譁鋪張，沒有理由認為非嚴肅不可。肅穆的成分在浮誇的衣袍裡已有蘊含，其餘皆為形式——鬧劇。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禮與婚禮儀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頂花轎。
極富鬧劇性質的葬禮儀仗是中國式幽默的象徵，其實質是隻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顧其實際內容。能夠欣賞中國式幽默的人勢必也能夠正確理解中國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種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稜兩可而言過其實的術語的書記員們起草，正如有專門的商店出租葬禮儀仗用的行頭一樣，沒有一個聰明的中國人會一本正經地對待它們。如果外國記者牢記葬禮上所穿袍子的象徵意義，就會少一些誤解，也就不復把中國人看作獨一無二、難以理解的民族了。
這種對人生的滑稽認識以及處理形式與內容的方式，也同樣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面。幾年前，應國民黨中央的要求，國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屬機關在上海的分部把辦事機構設在外國租界內。這條命令倘若真的貫徹下去，會給那些在上海擁有公館的部長們帶來很大不便，並會使許多人失業：南京的部長們對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開反抗，也不請求撤銷（如實陳述該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實際等等）。沒有一個職業書記員會聰明到起草出這樣一個呈文，同時又不與中央的形式相背。因為那就意味著中國官員們希望住在外國租界內，而這是不愛國的表現。他們最後想出了一個比它不知聰明多少倍的主意，他們只是把駐滬辦事處的門牌換成貿易管理局。一塊門牌大約不過20美元，卻沒人丟掉飯碗，也沒人丟臉。這種連小孩子都會玩的把戲不僅使南京政府的部長們感到滿意，而且也取悅了釋出命令的南京政府。我們的部長們的確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們的強盜們、軍閥們也都是幽默大家。有關中國內戰的幽默，上文已經談及。
與此相對，我們可以舉教會學校的例子來說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幾年前，當局要求他們註冊登記，並要求他們取消聖經課，並在會議大廳懸掛孫中山像，每週星期一還要舉行一次紀念會，這使得教會學校頓時驚慌失措。中國當局不理解如此簡單易行的規定競不能遵守，另一方面傳教士們也不知如何接受這些條件，於是事情陷入僵局。一些傳教士甚至開始打算關閉學校。比如有一位校長，問題本不難解決，但他卻堅持自己那愚蠢的誠實，拒絕將學校章程中那句宣告傳授宗教思想為辦校目的之一的話去掉。這位洋校長要求開誠佈公地宣告傳授宗教思想確為主要辦學目的。於是時至今日，這個學校還沒能註冊登記上。如此這般，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協產生。其實這個教會學校應該做的不過是模仿南京部長們的所作所為，遵守官方的一切規定，掛一幅孫中山像，其餘事情均照中國方式辦理。不過我總不禁想到，以這種愚蠢的誠實為宗旨的學校肯定是所真正的學校。
這就是中國人滑稽的人生觀。漢語中充滿了把人生看作演戲的比喻：中國官員的就職離職被說成“上臺”、“下臺”，某人提出一項略有誇張的計劃會被稱為“唱高調”，我們確實把生活看作了舞臺，我們喜歡的戲劇多為高階喜劇，不管是新憲法草案、民權草案、禁菸委員會，還是討論人員遣散的會議。我總覺得這些喜劇津津有味。但我希望我們的人民有時也該嚴肅一些。幽默正在毀掉中國，它的破壞作用是無以復加的。人們那種響亮的笑聲未免有點兒過分，因為那仍是超脫老猾者的笑，任何熱情與理想之花，一旦碰到這種笑聲，都會凋謝枯死。
因循守舊
刻畫中國人的性格不能不提及保守性，否則就不完整了。“保守性”一詞本不該含有貶意，它是一種自豪，建立在對生活感到滿足的基礎之上。由於人們在這個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為做和使人滿足的東西，這樣就成了內心豐富的真正標誌，是值得大加羨慕的天賦。
從本質上來講，中華民族是個驕做的民族，這種驕傲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慮到中華民族的全部歷史——最近幾百年除外。儘管有時在政治上中國人確實蒙受奇恥大辱，然而在文化上他們卻是一個碩大的人類文明中心，他們具有自我意識，做事有條不紊。在文化上代表另一種觀點的、唯一有點力量與中國匹敵的是印度佛教，然而真正的儒家總是或多或少地對佛教持譏諷態度。儒家為育孔子而感到無比驕傲，進而又為中華民族感到自豪，為中國人能夠理解生活的道德內涵而自豪，為自己對人性的認識而自豪，為自己已經從倫理、政治諸關係上解決了人生的問題而自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卻也
